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司法适用问题及化解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自设立以来仅有四起认定为本罪的案件被公布。从宏观层面看,本罪司法保守倾向凸显,行为定性存在争议,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从微观层面看,本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阐释不够充分,刑事责任模式的说明付之阙如。作为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本罪在认定时应采多维视角,防止单一思维的桎梏,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体性的判断上,注重网络服务单位的认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的确定;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认定上,注重与前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挂钩;在"拒不改正"的判断上,注重其兼具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属性并与"约谈"加以区分;在解释"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包含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并细化认定规则;在肯定本罪刑事责任模式为平台责任的前提下,揭示平台责任的独立性和依附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定罪和量刑的影响。     

从“责任担当”到“责任效能”：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转化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事业要求共产党人具有自身规定性的“责任担当”，但实践的复杂性容易使这一“责任担当”流于形式。基于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责任”理念和“担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要求，强调在党的领导的过程中坚持“责任担当”，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统合责任、压实责任。同时，不断创新制度转化机制，通过“四责协同”使“责任担当”理念向“责任效能”转化，把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要求。     

荆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最美的战士

疫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行动起来,冲锋在前,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中叩问初心、践行宗旨。”这是荆门市委向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发出的动员令。连日来,一枚枚党徽闪耀在抗击疫情的一线,一封封“请战书”书写着迎难而上的青春,一支支党员突击队构筑起群众安全的屏障。     

突出三个精准 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训练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省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党中央、公安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迅速行动、连续奋战,将精准赋能、精准施策、精准融合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各个环节,积极构建战"疫"训练新模式,有力支撑"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阶段性成效。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构建

重大决策关乎国计民生,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决策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需要建立终身追责制.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为基础,针对该制度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追责对象不明确、责任标准不统一、决策者的避责行为等困境,应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明晰重大决策的边界、统一归责标准、建立决策会议案卷记录制度等方面,构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袭来,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广大党员不惧危险,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防控疫情第一线。发出倡议全体动员农工党广东省委会领导班子时刻关注着疫情发展情况,及时发出倡议书,动员全省农工党党员团结一致积极投身战"疫":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防控能力;二、强化责任意识,积极担当作为;三、认真建言资政,做好信息工作。元宵节期间又发出致敬信,向奋战于防控疫情一线的农工党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数字时代司法责任伦理之守正

在数字化浪潮下,司法活动呈现出"去责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责任感的缺失和责任推诿的加剧,因而亟待法学界对司法责任伦理予以革新。数字技术导致司法责任消解的机理是复杂和多元的,主要源于其兼具权威性与非权威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机械性与能动性等多重面孔。当前我国司法工作中的数字技术主要被应用于证据指引系统、风险评估工具、在线诉讼平台的开发等事项上,这些领域也是司法责任伦理冲突最为激烈的场域。数字时代应当坚守人本主义司法责任伦理,准确界定机器、技术人员、系统部署者与司法官的责任框架,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树立科学的责任观,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和完善符合时代特征的司法责任体系。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

【裁判要旨】涉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除依司法解释审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是否为众多不特定之外,还应着重审查侵权行为是否影响信息数据的正向价值实现,是否破坏积极、安全、稳定、有序的市场秩序,从而判断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受损。侵权人以行为填补公共利益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     

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清晰的责任承担机制则是发挥政企合作优势与化解合作风险的关键。考察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存在主体多元、法律工具多元与利益多元的冲突,进而出现外部责任推诿与内部责任模糊的突出困境。回归责任关系本身,国家担保理论可为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提供外部形式责任承担的合理范式;密切性和控制性标准确立的事先风险责任,归责原则划定的事后损害责任,则为内部实质责任的承担开辟有效渠道。在实现路径上,数字政府建设应当明晰政企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整体政府理念下内外责任的承担机制,促进政企合作的高效运作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