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国家安全治理

新冠疫情涉及病毒管理、生物技术、生态平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彰显出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科技和医疗卫生技术在国家安全保障中的重要意义,使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准确理解总体国家安全概念、加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变得更加紧迫。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科技交流政策路径研究

促进粤港澳青年交流融合有助于正面引导港澳青年对祖国的积极理解,增强其国家认同,消除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更积极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青年交流融合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政策空间。科技交流是重要且易于施行的路径,也是当前粤港澳青年交流项目较为忽视的领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科技交流,需要明确原则,完善顶层设计;打造品牌,科学设计交流项目;多方联动,健全组织机制;加强宣传,提高交流项目的影响力。     

浅析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及其特点

与前任总统小布什相比,奥巴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较为积极,随着他的上台,美 国的气候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向。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主要包括国内的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政 策,以及在对外关系上的气候外交政策。其特点可概括为：集环境、能源和经济于一体的指导思想, 注重合作的外交理念以及气候外交手段的柔性化。但究其政策本质,仍是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维 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韩国“两金”政权的制度反腐经验

韩国反贪腐斗争经历了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艰难历程。朴正熙军人集团揭开了韩国工业现代化“汉江奇迹”的序幕,也开启了韩国真正意义上的惩贪治贪进程。但真正使韩国反贪腐斗争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轨道的,是“两金”政权。“两金”政权在反贪腐斗争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功,使韩国反贪腐斗争从运动反腐的低级阶段,成功过渡到制度反腐的高级阶段。韩国“两金”政权的制度反腐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两岸交流对台湾民众的影响研究:利益、认同与投票行为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快速改善。为了争取台湾同胞的认同和支持,大陆推出了一系列惠台政策,这其中既包括到台湾的中南部向农民和渔民采购农渔产品,也包括和台湾方面合作,推动大陆居民赴台观光。两岸扩大交流的一系列政策使得台湾民众因此而受惠。本研究通过对2008年和2012年台湾地区"总统"选举和"立委"选举中,受惠于两岸交流地区的投票数据变化的分析,考察台湾民众在受惠于两岸交流活动之后,他们的认同和投票行为是否发生改变。统计结果显示,惠台政策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既定的政策效果,在部分地区,台湾民众的确将票更多的投向主张两岸和平发展的候选人。     

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     

总体信息安全观下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

在国家安全领域研究信息安全,必须确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总体信息安全观,既重视当代信息技术领域的非传统信息安全问题,也重视当代信息技术之外的传统信息安全问题,把一个国家的所有信息都纳入国家信息安全之中,构建一个集传统信息安全与非传统信息安全为一体的国家信息安全体系。面对威胁和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技术因素与管理因素,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全面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努力发展总体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全面加强总体信息安全管理,搞好总体信息安全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总体信息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加强总体信息安全教育,确立总体信息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