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 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 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 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 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 这种 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 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 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 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 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加坡的制度反腐经验

新加坡反贪腐斗争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领导人有清除腐败的诚意和决心，并推行廉政立国的发展战略；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和精英治国战略，给予政府官员以很高的薪水待遇，以减少他们从事贪腐的动机；切实有效地推进国家廉政立法和依法治贪工作，将廉政要求有效寓于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中精心编织反腐治腐的监控机制；建立高效精干、权威有力的专业化的反贪腐机构，对反贪腐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政治领导人以非凡的决心和魄力大力支持反贪腐机构的工作，并将其纳入法制化运作的轨道。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无赖假设”

休谟的"无赖假设",绝不是对人性的贬低,它只是一种"应然"和"实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以及方法论上描述与分析的不同应用。"人性善"不能作为政治制度设计基础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性善"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证明,将其视作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不具有普遍同意和普遍接受的特性。"无赖假设"并不排除政治家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二者是一个可以相互融合的人性。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系统思维下的大安全格局与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掌握和运用对处理复杂问题具有重要方法论功能的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确立与国家安全现实相符合的科学的"国家安全"概念,以系统思维为基础构建大安全格局。构建系统思维下的大安全格局,既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社会文化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也要确立系统安全理念、共同安全理念、合作安全理念、相对安全理念、有效安全理念、可持续安全理念,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安全远景目标。     

人民安全视角下政府供给范式的服务转型

人民安全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从人的安全视角来看，人民安全是政治市场中的公共产品。就需求侧而言，呈现为生存、生活与自由三个基本需求维度；就供给侧而言，包括作为一种政府范式的制度供给和作为公共产品的具体服务供给两个层次，且制度范式的变化为产品供给的变化提供方向、保障与路径。根据安全供给框架中政策支持与资源汲取程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将其分为主导型、无为型、掠夺型和服务型四种政府供给范式，并呈现出各自的供给效率与序列偏好。其中，掠夺型与主导型政府基于对政治安全的价值考虑，对治理能力、安全状态与公众感知三者关系的理解存在特定偏好，在安全治理体系中倾向于构建“能力＞状态＞感受”的供给秩序。在此情境下，人民安全供给的前置条件是政治安全的保障。在服务型政府的行动逻辑下，人民安全不再内嵌于政治安全之中，而是成为政治安全的逻辑起点与本体内容。人民安全需求的有效满足有赖于政府行为偏好“由掠夺向主导再至服务”的范式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意味着人民安全的供给主体、供给策略与供给方式的结构化转型。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近年来,我国不但在整体上"初步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而且在理论、制度、战略、法治等方面也已初步形成相应体系,但要将"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推进到更加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最终建成一个科学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还需要国家安全研究者和实践者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扎扎实实地研究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每一个因素、每一项措施、每一种活动、每一个概念、每一种观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深入细致地研究下去,才能使国家安全体系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