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在德国行政诉讼中的功能变迁

行政行为概念功能的变迁,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有着密切联系。行政行为是为划定公权力边界而创造的概念,当权利保护进入无漏洞救济的时代,行政行为无力承担这一功能,从而不得不让位于主观公权利。如果对行政行为做过于宽泛的界定,可能会导致其本来肩负的程序法上的定型化功能和诉讼法上的类型化功能的衰竭甚至丧失。如果我国行政诉讼也要确立无漏洞权利保护机制,可能需要考虑加强对“合法权益”等概念的研究,以适应权利保护的完整逻辑体系。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行政审批局作为近年来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创新的重要举措,备受关注,在一些地方风靡起来,同时也饱受争议。作为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试点,行政审批局模式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些特性。而整体性治理不仅是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变革,还需要建立在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等一整套运行机制之上。行政审批局模式目前还只是一些地方市、县的积极探索,没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上级相应机构与之进行对接业务,因而并非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范本,地方政府不能脱离本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而盲目跟风,必须因地制宜。对于已经采用行政审批局模式的一些地方,可以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改革完善。此外,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机构衔接整合、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首次亮“家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33.5万亿

家家有"家底","家底"是家庭追求幸福生活的保障;国家有"家底","家底"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行政事业单位也有"家底","家底"是谋求事业发展的依托。2019年10月23日,2018年度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首次亮"家底",交出"明白账"。财政部部长刘昆受国务院委托作专项报告。     

欺诈性抚养问题的三维解构

欺诈性抚养问题,理论上探讨的重点在于对其法律性质、构成要素的认定。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对欺诈性抚养问题没有明文规定,不同时期不同法院对涉及此类纠纷的裁判思路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现有裁判路径的梳理以及法教义学解读,选择侵权法规范作为被欺诈方寻求法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同时将请求权的基础权利界定为一般人格权,契合理论上扩大保护范围的趋势,符合实践中司法裁判的逻辑,有助于积极倡导正确婚姻家庭观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惩罚体系的构建

由于适用条件的严苛性以及损害赔偿基础数额确定的复杂性,惩罚性赔偿在侵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人民法院探索性地适用法定赔偿、参照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赔偿及约定赔偿等准惩罚性赔偿方式,实现惩罚故意侵权人的目的。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多出自法官的自觉,具有随意性及不确定性。我国应按照同样的逻辑,构建惩罚性赔偿与准惩罚性赔偿相结合,以故意侵权为适用要件,以案件情节为惩罚尺度,并依据过罚相当原则、比例原则对惩罚予以限制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惩罚体系,以发挥二者遏制侵权行为、充分赔偿权利人损失的功能,实现侵权人的侵权代价与其主观恶性和行为危害性相适应,依法合理平衡权利人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1月18日至19日,司法部召开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对下一步司法行政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法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政法工作取得的成绩,明确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郭声琨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2020年政法工作、推动新时代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作了全面动员部署,司法行政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安排上来。     

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

中华法系"重实体、轻程序"的特色,几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公文碑所呈现的繁复行政过程及"程序化"特色,对这一共识形成挑战。历时长久、适用广泛、形式多样、存量可观的公文碑是研究中国古代行政权、行政程序、行政监管等法律制度的珍贵史料。碑石上的"行政授权""行政许可"以及"反向行政"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古代行政权在制度建构、秩序维护和社会运行中的关键机制。对包括碑刻在内的传统史料的系统整理和重新发现,对于构建中国传统法律话语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日韩专利行政部门确认专利侵权制度比较研究

日本和韩国均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来判断第三人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日本的专利侵权判定制度和韩国的专利权范围行政确认制度。日本的制度实际上是行政机关鉴定制度,其处理的案件数量不多,因此有效性遭到质疑。在韩国的制度下,行政确认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却因此被指责与侵权诉讼重复且两种程序的法律关系模糊。两国制度的共同优势在于可实现专利侵权纠纷数量控制、具有专业性和公正性以及提供不侵权的确认程序等,因此属于行政机关实施的灵活的侵权纠纷解决或侵权判断机制。对日韩两国的比较研究可对中国提供有益启示,因为在中国仍需要保留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并需要对该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