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协情法:民初行政诉讼中的审判技艺——以《平政院裁决录存》为素材的考察

民初平政院对行政处分的审查并不局限于合法性层面,而是通过形成和运用"允协情法"的审判技艺,深入合理性层面制约监督行政权。在民初行政审判实践中,"法外求情"是当事人的惯常做法,"酌情准法"则是平政院的基本立场。平政院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的前提下,通过引入"情理"作为裁决准据和在建议中落实"情理"等方式,进行实质的合理性审查,又从法律、事实和裁量等方面确立了"允协情法"的法治限度。由此,作为治理秩序建构者的民初平政院,得以在近代化的行政审判中,以"允协情法"的传统司法技艺实现"杜讼息争"的现实治理目标。其中的经验智慧,作为历史初心,对于深刻理解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所肩负的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重任,不无裨益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下放经济领域自主权、地方探索创新、全面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在演进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不同维度的逻辑特征，包括政治逻辑、动力逻辑、技术工具逻辑，既体现了已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也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同时全方位转向依法治国和法律驱动改革的法治化逻辑，从注重数量到注重权力结构质变的运行逻辑，从经济效率导向转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逻辑。     

护航冬奥,法治同行——河北省张家口市全力开展法治服务冬奥工作

2022年2月,举世瞩目的冬奥会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如期举办。自冬奥会成功申办以来,张家口市司法局紧紧围绕冬奥会战略布局,勇担大任,关口前移,整合人民调解、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司法行政资源,建立与北京市延庆区、朝阳区司法行政机关合作对接机制.     

解决直播带货纠纷的法律规制

直播带货是指直播娱乐行业在直播的同时带货(带货,网络流行词;指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对商品的带动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说,“直播带货”可以帮助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为许多质量有保证、服务有保障的产品打开销路,但是网络直播必须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那么,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时遭受消费欺诈时该向谁维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解读部分涉直播带货类纠纷案例,为读者讲解该类纠纷的裁判规则与救济途径。     

行政投诉案件中原告资格的本土逻辑与实践反思

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争议的焦点。《行诉解释》第12条第5项认可了投诉人的原告资格,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梳理并回应。就保护规范理论而言,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没有规定主观公权利的前提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可以赋予投诉人原告资格,并可以据此推导出与原告资格相对应的主观公权利;就保护必要性而言,第5项中合法权益的规范功能能够替代保护必要性的适用;就投诉人的定位而言,第5项与司法实践存在冲突,建议将第5项对投诉人的定位由其他利害关系人改为行政相对人。     

关于公安行政组织执行问题的探索性研究

公安行政组织的决策执行问题是其管理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过去常常被忽视。从公安机关与党委、政府、人民及法律的关系来看,执行是公安行政组织的基本属性之一。研究公安行政组织的决策执行问题,必须把握其科学内容,正确认识和处理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在目前形势下,要着力建设具有执行力的公安行政组织。这样,既可以使公安机关摆正位置,明确执行职责,又可以使其充分围绕执行职能的发挥进行机构改革,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法水平与执行能力,顺利实现组织目标。     

《吕氏春秋》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绕不过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这个"坎"的。即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行政组织权力失范、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素质低劣,国家治理能力必定不强,必然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     

基于权利保护视角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探析

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的背景是农民环境权受损。分析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应联系在特定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中农民的生存际遇。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矛盾选择,这意味着在农民环境行为中,既有可能产生理性的环境行为,也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环境行为,这使得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两重特征。一方面,出于对现有利益格局和权利制衡关系的理性判断,农民在权利维护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在这里称其为"柔弱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另一方面,受环境权受损程度和救济路径是否有效率影响,环境维权和救济行为力度呈现逐渐升级的趋势和进路。     

指导性案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司法探索

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日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是,在立法修改之前,司法者需要面对有限的法律规定与社会中扩大受案范围需求之间的矛盾,指导性案例的出现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新思路。指导性案例5号和22号分别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从而有效地规范了行政行为,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其特殊的价值和优势,例如,尊重立法者、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实效、利用文义解释方法维护法治秩序,以及鼓励法官的创造性等等。当然,这种方式并非完美,我们需要对其缺陷保持必要的警惕。     

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正>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头戏,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于2015年1月相继在深圳、沈阳挂牌成立。究竟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它在机构属性、职能定位等方面呈现什么样的样貌?一、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据此可看出巡回法庭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