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责令行为的规范分析与制度完善——基于浙江省行政权力清单的梳理

行政责令行为是我国十分常见的行政行为,大量存在于行政权力清单之中,具有类型多样、领域集中等特点.但是,法学界对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行使方式争议纷呈,直接制约其法律定位和制度构建.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的多维考察可知,其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且是一种行为罚,存在单独适用、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与行政处罚选择适用、与行政处罚合并适用、行政处罚的加重条件等五种结构类型.为实现行政责令行为的规范化、科学化,应将“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限期恢复原状”作为其基本表达形式,并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紧急性,合理选用结构类型,理性构建运行条件、程序和救济机制.     

论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对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选取的研究存在不足,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刻不容缓。选取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应遵循系统性原则、历史性原则、统筹主辅原则。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应由主指标系统和辅指标系统构成。应用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的基本点是,以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为工具,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考察时,既要测度其实际水平,又要测量其适度水平。文章构建了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     

论检察机关对国家经济监管权的监督

随着“市场失灵”的出现,各国均积极履行经济监管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然而,国家经济监管权同样存在着怠行与滥用的问题,无法彰显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在“议行合一”的政治架构下,法律监督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外部权力,应肩担防范国家经济监管权异化的重任。这是市场秩序的需要,也是分权制衡的依归,更是检察制度历史演进的使然。检察监督的路径就是加强抽象监管行为的监督,防止监管法规命令腐败,并以检察建议权、行政公诉分别监督具体监管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监管人员的职务行为。     

警务技能训练战术化断想

警务技能训练质量是影响公安机关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之一。其训练必须贯彻“面向实战、讲究实用、追求实效”的指导思想,使警务技能训练战术化真正成为实现警务技能向公安实际战斗力转化的实践环节,使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趋于优化,提升警察的战斗力。     

公检法司业务、数据融合探索——南京市政法业务协同办案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了南京市政法业务协同办案服务平台,以实现公检法司业务、数据融合探索。平台合理厘清与省级平台的关联,设计了通过安全边界实现公、检、法、司等政法单位各专网和政法通信网络之间的网络架构,同时结合市政法系统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数据安全、工作效率、运行维护等多种因素完成平台架构搭建,实现了案件业务的协同办理和数据流转。通过统一数据标准、规范业务流程、建设信任体系、运行安全协议等方法完成了南京市政法业务协同办案服务平台设计。经过全市推广应用,该平台提高了案件办理效率、规范了执法司法行为、实现了业务数据融合,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公共服务视角下超大城市外来人口 公民权利的建构之道

外来人口为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一直难以平等地享有与当地户籍居民均等的公民权利。通过"吸纳—供给"模型,可以揭示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公民权利建构的内在逻辑,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的平等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与现实依据。上海外来人口管理服务进程可划分为"前居住证阶段""居住证条件管理阶段""居住证积分管理阶段"等三个阶段,综合其演化轨迹,可提炼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公民权利建构的差序化逻辑体系,即从核心到边缘的非均衡吸纳逻辑、从破碎到完整的体系化供给逻辑以及从被动到主动的回应性赋权逻辑特质。     

警用武器使用训练程序化构想

当前,警务执法活动遇暴力袭警情况渐多,警察临战使用武器频率增加。如何整合警察武器使用的多方面因素,整体推进武器使用训练向纵深发展,全面拓展武器使用的质量上升空间,形成集中、灵活、反应快捷的力量结构,达成作用和效能最大化,武器使用训练程序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考空间和研究视野。     

辩诉交易公信力的发展进路——以检察官职业品格为中心的分析

辩诉交易权作为最具能动性、裁量性的检察权,其公信力的提升必将推动检察机关整体公信力的进步。任何权力终究要由人来行使,检察官谨慎、公正、果敢、远见的职业品格必将促进辩诉交易权客观、理性地运行.提升检察公信力。但是,职业品格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通过检察文化的营造、内省修养的凝炼等方式来促进其生成与发展。     

美国刑事无罪证据开示制度“十字”发展现象介评——以检察官与陪审团为视角

刑事无罪证据开示是美国刑事诉讼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1977年United States v. Phillips Petroleum Co.例判,佛罗里达州高级法院确立了检察官无罪证据开示义务,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案件。然而,1992年United States v. Williams案,联邦最高法院又推翻了Phillips Petroleum Co.判例以来所有的无罪证据开示原则。发展历程可谓跌宕起伏。此后,司法实践证明Williams判例对美国刑事诉讼本身、辩诉交易制度、司法救济途径,均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引起了美国法学界检讨与反思。2002年,由美国政策咨询委员会在整合过去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立法修改建议,要求重新确立检察官刑事无罪证据开示义务,并将证据限于"重要无罪证据",实现保护被告人人权与诉讼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完成了制度回归。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我国现阶段的完善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对非法取得的供述、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进行排除的规则统称,也是当今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各国对非法证据效力规定不一。美国证据规则较为严格,凡是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实物证据一律排除。英国、日本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虽然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该规则并不完善,并且实践中也未得到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