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善意司法理念 以经济影响评估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为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司法机关审理和执行涉企业案件时,如何在确保司法措施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值得思考。笔者认为,司法机关有执法办案过程中,要秉持善意司法理念,从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角度出发。     

“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创新探索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禁令机制

国内首例专利权诉前禁令、首例网游纠纷诉中禁令、首例游戏直播诉中禁令——近年来,在“子弹口红案”“魔兽世界案”“王者荣耀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禁令的适用,加强司法救济的及时性,避免权利人“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司法与民主的对冲与平衡:对司法问责的审视

司法问责植根于司法与民主之间对冲和平衡的原理及实践。司法问责中包含着司法问责的正当性、司法问责的主体、司法问责的事由、司法问责结果等基本内容,并在类别上体现为法定性问责、公权性问责、社会性问责,而司法选任和司法惩戒则合力构成了司法问责的制度性基础。司法问责的理论内核表现为意图对民主权力行使同司法权合理运作之间的边界和维度进行有序勾勒。任何一国司法问责的具体操作都需立足于自身政治体制中司法与民主之间的现实基础,而逐步对司法权属性和运作、国家权力配置和格局、问责基本内容和要求等予以合理审视和考量。     

2020年《中国司法》征订单

《中国司法》杂志是司法部的机关刊物,是司法部主管的唯一综合性理论期刊,是党和政府在司法行政战线的重要喉舌,也是立足于司法行政领域、面向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司法行政智库类理论刊物。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担任本刊顾问。《中国司法》杂志设有“卷首语”“法治言论”“高端论坛”“全面依法治国论坛”“厅局长论坛”“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七五’普法工作专栏”“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专栏”“研究课题成果巡礼”“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监督”“刑事执行”“公共法律服务”“戒毒管理”“法治广角”“法治茶座”“域外法治”“案例库”“数据库”等栏目。除上述常设栏目外,杂志还将根据司法部中心工作及重大主题宣传,灵活设置若干宣传专题专栏(如主题笔会等)。     

保护、惩治与预防——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变迁七十年(1949—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保护青少年权益为核心目的的少年司法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架构到日趋完善的阶段。其中,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文件,确立了我国"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同时设置了具体的未成年人特别司法程序和审判要求,以契合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价值取向。少年法庭、少年检察机构的相继设立与发展,为实现上述司法干预措施提供了组织保障。但现有的依托于刑事案件的单一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当在区分式的独立少年法体系中,将多元的保护处分、分级处遇程序和关注于事先预防的临界预防程序纳入现有的司法干预体系中,"以教代刑",以更好地实现对青少年不良行为及触法行为的矫治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