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安全

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国体性质所决定, 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是适 应具体国情和现实发展的需要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 必然使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充满着 风险, 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 实质 上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发展经济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 不断深化改革, 实 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 从而从社会制度上确保我国经济安全。     

违约损害赔偿和特定履行的比较

特定履行和损害赔偿分别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可以首先寻求的救济。特定履行在实施难度、对人身自由的妨碍、对经济理性的容纳度等方面,损害赔偿在量化、预防违约、道德追求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容易引起攻击的地方。两种救济在深层理念上体现了对合同制度功能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对两种救济的不同态度,会在其他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态上产生影响。实务中,两种救济都有较大的、各自更为合适的适用空间。     

加入WTO与我国金融国际化及其安全

加入WTO将促进中国金融国际化 ,同时加大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的产生一方面有着深刻的经济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 ,加入WTO使我国金融业更加自由化、国际化 ,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金融风险。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入世”后 ,我国金融业必须解决好利率市场化、非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和新融资市场等重大问题。     

合同法有关承诺延误规定的一个缺陷

中国1999 年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统一 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相关规定, 但在逾期承诺问题的处理上, 中国合同法跟公约和通则并 不一致, 而这种不一致恰恰形成了缺陷, 或者说, 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 中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是 不够严谨、周密的。     

亚当·斯密的法理思想:从个人伦理导向社会协调

在斯密的法理思想中,法律权利是一种完全权利,意味着有名义强求他人显现出某种美德。基于人的本性,法律不强求"仁",也不拒绝承认"智",但应该保证"义",同时"义"也因守法而显。由此,法律顺应个体诉求,促使其约束力内化于人心,并能导向社会的整体协调。时至今日,斯密的法理思想仍然既有助于理解英美法的哲学理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启发中国法律构建思路的意义。在斯密法理思想的参照下,可以发现中国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个体生产创造加以有效保护和促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不足,引导市场参与者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对私及对公权益纠纷的激励手段不足。     

阿瑟·韦利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

英国学者阿瑟·韦利一生与中国古典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采用直译的手法。不押韵，而注重诗歌的韵律和意象。为传达中国诗歌的节奏感，他尝试以英语的重音对应汉语的单字，形成了所谓的“弹性节奏”。他还尽量保留了诗中的意象，使许多新鲜的中国诗歌意象首次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韦利偏爱唐代以前简约自然的民歌风格及贴近大众生活的题材，他将自己的翻译重点放在了这一时期，并且他的诗歌翻译语言风格也倾向于简约、轻快、流畅。对韦利译诗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不仅使广大的西方读者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就，而且在翻译方法上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实践，成为后人翻译中国古诗的有益借鉴。     

关于“和平崛起”与新安全观的理论思考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已为和平崛起奠定了基础.和平崛起实际上是和平发展的继续.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和平崛起进程中,必须采用新安全观.加深新安全观的理解,对和平崛起有着重要意义.     

浅析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

资本账户开放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与安全,需要一系列相关经济条件或配套政策措施与之适应、配合:(1)保持健康的财政及货币状况,实行弹性的汇率机制,保持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消除国内金融体系的扭曲,大力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稳健、高效运行;(3)对国内企业进行系统改革与重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美贸易非均衡的经济政治分析

中美贸易的非均衡, 不但对两国经济关系, 也对政治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 从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所体现的经济结构高下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由此引起 的贸易互补性;贸易顺差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的相关性;中国 在改革开放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引起美国对中国参与国际生活的态度变化等角度, 分析 其原因和结果, 并对两国贸易的发展趋势和如何解决贸易不平衡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任期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视角

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深刻的政治激励。地方政府主官的实际任期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基于1978-2018年当代中国地方党政主官实际任期的统计以及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发现：五年任期制逐渐缩水为“三年之政”，多数地方主官在任期的第三年便面临岗位调整；相应地，政治任期与投资等经济性因素形成了“三上二下式倒U型”分布，形成了显著的任期周期。西方民主国家以政治商业周期理论解释政治换届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既有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中国同样存在政治商业周期，但中国政治商业周期有独特的制度逻辑和结构特征。本文提出，任期周期构成了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解释机制，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相应地，任期调控也成为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