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当下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已经产生负效应。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特殊发展需求,从经济体制中选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科技体制进行针对性分析,深入挖掘其中可修正的体制机制弊端,并相应在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融资主体与资本来源、研发体系与人才培育等角度给出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及措施建议。     

开卷

<正>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充分认识"三走"活动的战略意义,从破解共青团组织两大战略性课题的高度充分认识"三走"活动的时代意义,从改善当代青年大学生体质状况的角度充分认识"三走"活动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构建我国“战略性产业”亚太生产网络的路径与策略

"十一五"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来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高。未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我国战略性产业的未来升级路径进行分析,并借鉴美日韩等国培育战略性产业的经验,从亚太视域给出我国构建战略性产业国际生产体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制度展开

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有别于既判力，正当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原则作为既判力的正当性基础，仅能成为赋予生效法律文书以执行力的不充分且不必要条件。已经正当程序保障的确定债权，因不存在再事争议的常规救济途径，具备赋予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虽未经正当程序保障但当事人对债权不存在实质性争议的推定债权，因债权成立且合法具有高度盖然性，在保留必要后置性程序保障的基础上，具备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鉴于我国缺乏执行文与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执行力的赋予、消减及其与禁诉效力之间的关系均不能简单套用德日相关规定，而有必要予以深入检讨。     

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工作——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新论述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工作,这是习总书记的一项新论断。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战略性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工作对象、工作领域、工作任务的重大变化;但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要想实现"战略性",必须加强理论创新、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改进工作方法、把好着力方向。     

中国企业500强“强”在哪？

所谓的500强，说到底，就是规模大、体量大、资产多，规模扩张与效益提升却没有形成一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近日发布2014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分列榜单前三位。虽然榜单名称仍叫500强，但是，到底强在哪，真强还是假强，可能评比单位和企业居高临下看更清楚。而透过今年的500强企业名单，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强，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契机、挑战与战略性能力建设

清洁能源外交是为了保障国家绿色能源安全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区域清洁能源善治,以及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所采取的外交协作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快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注入了内部动力,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发展需求不仅是清洁能源外交的外部推力,也创造了资源互补、产能优化及绿色融资平台,这些都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新契机。针对目前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大国地缘博弈、生态脆弱性挑战以及政策标准的差异性等各种制约性因素,中国应全方位提升战略性能力建设,分别从绿色外交实力、制度性能力、资源协调能力、绿色金融引领力以及话语性能力这五个方面来推动中国清洁能源外交,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马汉的“海权论”及其对美国海外扩张政策的影响

马汉的"海权论"产生于19世纪末期,其伴随着美国国势的上升而形成发展,也伴随着美国的殖民扩张政策而走遍全球。基于19、20世纪历史的视角,阐述"海权论"形成的背景,分析其主要观点,并揭示"海权论"对美国海外扩张政策的影响,可以为我国新时期海洋政策取向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部署。军队要贯彻好这一治国方略,最根本的就是加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牢固确立其在军队建设中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保证军队建设沿着法治化轨道持续稳步前进。一、学习习近平主席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思想的重要意义一是使依法治军与依法治国协同推进。习近平主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     

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

本文旨在讨论汉武帝对外大战略的演进,分析帝国扩张过度而调整滞后的原因。帝国的对外拓展是一个不断应对内外约束的能动过程,其阻力与风险始终存在。对此,执政者往往并非无知,而是试图通过动员、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提升来突破限制,进而维持进取态势及其成果。但是,其中不少政策虽能迅速产生效果,但其对政治经济的长期扭曲效应却意味着更大的反噬危险。汉武帝前期的征伐很快消耗了汉初多年休养生息的积累,然而各种危机征兆并没有催生战略收缩,却刺激了一系列以"兴利"为中心的改革并不断加码。这些政策一度克服了财政困难,助长了武帝进一步开拓的雄心,推动征伐不断升级。但是,就在支撑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欲的同时,征伐扩张与兴利汲取的长期负面效果也在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挫折和内政危机。在巫盅之变等事件的刺激下,垂暮之年的汉武帝最终暂停对外征伐,开启了昭宣时代政策调整的先声。武帝朝大战略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重视战略实践的系统效应,注意辨析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在实践中保持充分的战略弹性与战略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