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伪命题还是真难题——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我国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的规定呈现松散立法的特点,《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未来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奠定了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实践中,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年龄验证、监护人同意等操作存在诸多困难;知情同意原则的虚化使得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细化并完善了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的实操性规范,但对于儿童年龄界定、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落实。     

风口VS风险:被拉入快速赛道的在线教育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国的学校均推迟开学,所有的学习培训一律转到线上平台进行。有人说,这是一次国内在线教育大爆发的机遇。但事实证明,许多传统学校的教师转型"网络主播"却纷纷失败;一些教育局在对接各初高中的网络课程平台时投入巨大,却状况百出;让孩子抱着Ipad上网课,就像安排孙悟空看守蟠桃园一样一言难尽。     

“在线教育”非法外之地 “教育服务”仍须慎重选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以及知识付费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线教育、网络课程一类的特殊商品也越来越普遍。而当前,为战胜疫情起见,学校延迟开学,各类教育机构纷纷推迟复工,许多家长将目光投向了在线教育,未复工复学的白领及高校学生也选择购买网络课程充实自己。当“教育服务”成为一种商品,其在丰富消费者选择、极大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可能会出现纠纷和权益保护的问题。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多一分警惕 少一分质量Bug

“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这是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回到农村,有宅基地,咱可以盖一间大house!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大部分农民都在原有宅基地新建房屋,或加盖二层以上楼房,本来是件大喜事,但是如果在盖房过程中不注意,产生施工方案、房屋质量、工程造价等方面的纠纷,也很闹心。那么,咱们都要注意什么呢?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公民网络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及其形成逻辑 ——基于4个地级市的调研

在民主化建设与数字化治理背景下,网络问政方兴未艾.面对问政平台上可供选择的多元问政对象,公民的选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问政对象的主观认知.在选取不同省份的四个地级市一级网络问政平台进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分别比较公民对于市级党政、纵向府际、条条块块中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结果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基于认知行为主义的分析进路,公民形成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取决于职能识辨(谁该帮我)、政治信任(谁会帮我)和权威感知(谁能帮我)等内在认知的作用,多元化的主观认知必然诱发差异化的行为偏好.透过外显的选择偏好窥探内隐的公民认知,对于党政机构进一步明确职责划分、增强政治信任、提升权威水平、改善网络问政效果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