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上的正义——对影片《可可西里》法治困境的反思

青年导演陆川的影片《可可西里》情节单调但却扣人心弦:从一位不知名的巡山队员被盗猎者枪杀开始,到日泰队长突然死亡结束,我们随着记者尕玉的视角见证了可可西里志愿巡山队最后一次巡山的经历。太多的震撼背后隐藏着的是人类永久的生存困境。在一个法律专业的观众眼中,它又包含了太多法治的“达·芬奇密码”。法治真是普适的吗?正义真的是绝对无条件的吗?我们在获得法治与正义的同时是否要付出“对价”,有时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呢?以下我们仅选三个片断以作解析。机枪声中,大批的藏羚羊倒在了血泊之中。而由于贫困与麻木,一些当地群众被贪婪的…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应重视什么

目前第七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即将展开,笔者认为,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应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再访拉德布鲁赫公式

拉德布鲁赫公式具有普遍的法理论意义,既有研究可以分为描述、规范-分析与适用三个层面。在规范-分析的层面上,该公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否认公式与不能容忍公式。以二元论讨论框架为基础进行分析,否认公式是法概念命题,体现文化相对主义,属于观察者视角下理论理性的范畴。而不能容忍公式是法效力命题,体现伦理学相对主义,属于参与者视角下实践理性的范畴,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尽管如此,在司法适用时否认公式却可能构成不能容忍公式的“必要条件”。理解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关键在于把握拉氏的法理念学说,即正义、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法典化的三重视角

关于“法典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进路出发，以19世纪以后的法典化实践为基础，从政治、科学(学理)和技术三个视角进行探讨。首先，法典是政治的产物。近代的法典化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蕴，法典之争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政治角力，法典化现象本身则彰显着共和主义和立法中心主义的政治思潮。其次，法典是法学学术积淀的产物。近代的法典是法教义学的结晶和体系化方法的构造物，是形式化和实质化的双重体系的展现。最后，法典也是完备立法技术的产物。近代法典通常以论理体为体裁，既需设计符合民族和时代要求的体例，也需实现逻辑和经验的平衡。法典并非法律发展的终点，法典化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成熟的动态过程，仰赖以法典评注和判例研究为支撑的教义学的发展。     

“三大体系”建设与“戴逸之问”的破解

<正>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针对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消极的判断，即“法学是幼稚的、史学是混乱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哲学是危机的”。这些判断指出了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困惑，并被后来者称为“戴逸之问”。自此，众多学者将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向何处去”作为重要论题，并孜孜以求破解之道。     

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挑战与回应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为特征的新科技时代，不仅给法律领域带来技术问题和法教义层面的问题，也对法理学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学基本范畴形成挑战。对于这种挑战，大体有三种回应方式：部分基本范畴的独立范畴地位将被完全放弃（如“法律关系客体”“法律部门”），部分基本范畴的既有理解将得到彻底或部分重构（如“法律行为”“法律权利”），但也有部分基本范畴在新条件下应该得到坚定辩护乃至更好捍卫（如“法律责任”“法律主体”）。至于“法律”这一根本范畴是否需要重构，则仍无定论，有待未来通过充分的价值论辩来形成重叠共识。新科技时代并没有“肇生”全新的法理学问题，只是提供了“激扰”法理学知识体系、促使对既有理解进行反思的新语境。唯有对上述挑战作出及时有效的法理学回应，才能抓住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新机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方法论反思

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存在显现度不够、释法功能较弱、价值宣示色彩过浓、结合个案进行的“融入式”论证不足等问题，有必要对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方法论进行系统反思。核心价值观入法入宪后，已从纯粹的道德范畴或司法政策转变为当代中国法的效力渊源，成为法律体系和规范理论双重意义上的法律原则。核心价值观可通过三种途径融入司法裁判：作为裁判理由发挥说理功能、作为裁判依据发挥广义上的释法功能、在特定情况下作为价值冲突的解决基础。广义上的释法功能可通过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或法律修正三种方式实现。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前提在于，结合个案事实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具体化论证。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论证以实践多段论为形式，且至少应当符合饱和性规则、连贯性规则和切合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