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中国学界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主题上经历了数次范式转换,目前的代表性学说为"新三要素说"。这一学说的形成有其层层相因的发展脉络和合理性,但在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误识了逻辑结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逻辑结构的性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学说属于法认识论,它要解决的是法律规则的形式、静态构成及其句法功能问题。新二要素说主张法律规则由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构成,满足了逻辑学说的基本标准,解决了过往理论的缺陷,实现了与法律推理的模式相衔接这一根本目标。     

从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发对行政不作为的思考

阜阳奶粉事件中 ,由于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行政不作为的产生原因 ,并试图寻找有效遏制行政不作为的途径。     

法律规范冲突的逻辑性质

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不是逻辑矛盾的问题是法律逻辑的前提性难题之一。凯尔森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经过两次转变,最终采纳了否定说。但作为否定说主要支柱的效力论据误解了逻辑的性质及其适用的领域,弱化“效力”概念的做法只是转移或掩盖了问题,只有在区分规范的两种观念基础上彻底脱离“效力”概念才能走出困境。逻辑法则适用于法律规范间的冲突有其认知必要性与实践必要性。在此理论准备之下,肯定说能够证明,规范冲突可以被直接呈现或还原为逻辑矛盾的两种基本形式,即道义内部矛盾（反对性矛盾）与道义外部矛盾（对立性矛盾）。逻辑只适用于语义学规范的领域,但基于实践理性的假定,它对于规范创设者的行为同样会发生约束。     

法理论:历史形成、学科属性及其中国化

要破除部门法学因过度教义化形成的学科壁垒,不能走向要求法学无条件地向其他社会科学全面开放的极端,而应该深化和发展法理论研究。通过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科学范式的转换、传统法哲学的衰落和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构成了法理论研究形成的背景。它发端于历史法学时期,以19世纪的法学百科全书运动为其先声,而其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则经历了创始、成熟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分析法理论逐渐发展为包括多种进路在内的宽泛领域。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包括法的理论与法律科学理论两部分。它对部门法学发挥着体系构造、学说批判和知识筛选功能,构成部门法学之知识和方法的法理。当下中国的法理论研究,要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与部门法学形成良性互动,提升研究的整体自洽性和一般性,加强分析法理论和社会法理论方法间的分工与合作。     

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式--基于可废止逻辑的刻画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法律推理具有非单调性。人工智能时代更清晰地凸显出了与这一特性相应的可废止推理模式的必要性。可废止推理虽未必一定用可废止逻辑来刻画,但这一做法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更加合乎目的。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源于法律规则的可废止性,法律规则的逻辑形式化要求将其构成要件表征为"有待证明的要素"(P要素)与"未被驳倒的要素"(NR要素)两部分,后者的引入恰当地处理了规则与例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引入三类"废止者",即反驳型废止者、截断型废止者和削弱型废止者,来建构可废止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型。但这同时也显现出了可废止法律推理的智能化限度,核心在于它无法进行司法裁判中必不可少的价值判断。     

论德国判例的运用方式

德国司法实践十分注重对判例的运用。判例被视为对制定法条文的具体解释和例证，具备独立的权威性，法院具有顾及判例的宪法义务。判例的运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判例的识别，这可以通过检索相关法条、关键词、判例要旨和判例标题等方式来进行。二是判例的援引与适用（正向运用），通常分为两步走，即先对待决案件与判例的要件事实进行相似性分析，继而将判例的判决理由适用于待决案件。三是判例的区分、偏离与修正（反向运用），其中区分涉及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件“差异”，而其他适用者对判例的偏离以及法院对自身判例的修正则涉及判例的“不正确”，它们可以基于不同的理由，被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德国判例的运用方式对我国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定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Crabp2对猪卵泡颗粒细胞凋亡的影响

为了研究胞质视黄酸结合蛋白2 (cytoplasm retinoic acid binding proteins 2,Crabp2)对猪卵泡发育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笔者通过构建猪Crabp2过表达载体并设计Crabp2 siRNA干扰片段,揭示它们对猪卵泡颗粒细胞凋亡的影响.通过从屠宰场回收猪卵巢,应用TRIzol法提取...     

论依据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以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362号为例

从规范理论出发,法律规则具有决定性与权威性,而法律原则是具有促成性的实质理由。只有当法官能通过说理证明,在个案中实现一般法律原则的重要性超过支持适用规则的实质理由与形式理由时,才能为规则创制例外。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立法在这种关系中更具相对优势,因而法律修正并未对立法的尊严造成过度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