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上性体到本源情感——孔子之“仁”的存在论阐释

孔子之“仁”的提出从根本上乃是要为“周礼”的复兴与重建奠定新的基础.由于“周礼”作为一整套的制度规范建构是属于形而下者,那么为之奠基的首先应当是某种形而上者,所以“仁”在孔子那里便首先体现为他的“仁学形上学”的建构.在孔子的“仁学形上学”中,“仁”首先是指天道内在于人的德性,亦是形而上的“本体”；其次,此德性之“仁”作为形而上的“性体”,一方面它具有一种“至善”的品格,另一方面它还有导人“向善”的意义.然而,从当代的“形而上学奠基”的视域来看,此作为形而上的性体的“仁”及与之相关的“仁学形上学”仍是有待奠基的.在孔子那里,能够为此形上性体之“仁”和“仁学形上学”奠基的观念就是作为本源情感的仁爱,后者乃是人的最源初生活体验,是先行于一切主体性存在者的在场,并使之存在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是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人的本真存在样式.同时,这种本源的仁爱情感,一方面会显现为一种差等之爱,另一方面又会具体表现为一种“爱而利之”的行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导致了现实的利益冲突问题,后者使得作为制度规范之“礼”的建构具有了必要性及可能性.     

法律规范性视域中的民生建设

我国社会建设中民生法律规范的缺位,导致民生建设缺乏规范性指导和制度化解决途径.法律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实现就是对民生的规范性调整,纳入法律规范调整的民生建设形成了“民生法律关系”,其主体、内容、客体都在法律规范框架下完成塑造.法律规范对民生建设的保障方式通过对主体行为的调整而完成,对公民赋予并保障权利、明晰主体地位、疏通诉求机制并通过课以义务的方式限制其权利滥用；对国家公权力则规范其权力行为并发挥其主导作用,在实定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保障民生,同时尊重发挥优秀民间规则的调整作用.     

浅析维经斯基有关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

在中国革命进入大革命时期以后,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国民党右派、发展工农运动等中国革命的诸方面进行了探索,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发展.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维经斯基有关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进行粗浅的归纳,客观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贡献,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化基础论

犯罪化是刑法演进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犯罪化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我国刑事领域的重要课题.犯罪化的具体实施受社会状况、科技发展、国际刑事合作、刑法观和法益保护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综合考察这些因素的实际状况才能使犯罪化在社会秩序与个人权利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在犯罪化的过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除了要受到社会方面和法律方面因素的制约外,还应该遵守谦抑性、合法性与可行性等基本原则.     

对话:道德教育的新视角

对话道德教育是对话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回应,强调教育过程中师生间的民主、平等和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实施理念为走向发展人的目的观、回归生活的课程观、我—你的师生观以及营造自由交流的校园环境。     

德性的缺失与重构

道德的丧失是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现象,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从经济哲学层面看,物质的追求鼓励了为私意识的膨胀,这是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规律性.德性随物质文明的发展丧失,也必将随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重新建立.鼓励和弘扬传统道德可以积极引导社会意识形态朝着人们为共同利益努力的维度转向.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穴法全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民初审判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许多国家（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先进法制成果,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高效地制定了具有近代法意义的＂六法全书＂,使得各项审判有了成文法依据,从立法的渊源、结构、立法技术等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成就是卓著的。     

试析《水浒传》部分专名的英译

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有多种英文译本,不同的译者对书中地名、人名以及绰号的处理差异很大。通过比较沙博理和杰克逊的译本发现,两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人名、地名的翻译存在着一些问题;绰号的翻译方面,也存在着一些误译,造成译文的变形,其原因在于译者对原文和中国文化的误读。     

我国社会纠纷解决的非诉讼路径分析

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布：以宪法为统帅,以诉讼与非诉讼法等七个法律部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其中,非诉讼程序法强调对社会纠纷的多元化和差异化解决,可谓保障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的天然需求。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客观分析我国非诉讼程序法的现状、缺陷、多样性和高效性的双重维度提出其具体的完善路径,能够更有效助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已经形成＂迈向＂全面完善＂,也有助于满足我国当前对于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多样化的现实需求。     

学习“枫桥经验”时应把握好的五个关系问题

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应把握五个关系问题：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以提高认识；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三是正确处理打与防的关系，提高群防群治能力；四是正确处理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五是正确处理分工与协作的关系，明确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