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

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已经出现了实体功能有限、程序功能异化以及衍生检警矛盾等诸多流弊的情况下,学界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构建,始终忽略了自行补充侦查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认识存在偏差。自行补充侦查并非旨在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帮手",而是需要强调其"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对于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来说,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关键意义,更重要的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履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检警关系的改善所必需。     

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从中国方面来看,将新型大国关系从俄罗斯拓展到美国,并且取得积极成效,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性实践。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框架,已经蕴含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中。     

中国纵向府际关系发展研究 ——以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纵向府际关系作为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财政等关系的总称,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需要,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了政府内部结构的改革,中国纵向府际关系经历了从弱激励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向强激励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转变的过程,并由此延伸出央地的利益博弈关系。结合此次深化改革中关于纵向府际关系调整的内容,发现目前改革的重点仍是以放权为核心,忽视了监督以及激励机制的构建,而这两项机制将是今后中国纵向府际关系调整的重要改革路径。     

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优化警民关系视角：提升社区民警沟通能力研究

沟通是一门艺术。在公安工作中,民警与群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处理案件和人际交往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改善警民关系,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的重要途径。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是政府与群众接触最多的部门之一,尤其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微博、微信等网络互动平台更为警民之间提供了重要的交流途径。沟通得好,不但能强化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与群众的亲和力,而且能更加有力推动村(社区)治理和基层警务深度融合,提升辖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因此,警察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注意沟通方式、沟通技巧的运用。     

美伊关系的症结及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新发展

2019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也是美伊对抗的40年。美伊关系的症结在于各自国内均存在强大的反对对方的政治势力,特别是美国社会对人质危机的记忆以及反对伊朗的政治游说严重限制了美伊关系的发展。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始于"伊朗伊斯兰政权问题",延伸出"伊朗核问题",又因"伊朗扩张问题"而更加复杂。其中,"伊朗核问题"是近期美伊敌对关系的集中体现。由于上述三大问题相互叠加、相互联动,"伊朗核问题"将会更加复杂难解。     

非对称条件下的俄美关系思考

随着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总体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俄美战略失衡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在非对称条件下,俄罗斯仍时常对美国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呈现出与国力对比不符的双边互动态势。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自我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出于维持全球性大国形象的目的,在美国延续对俄罗斯遏制战略的背景下,俄罗斯愈发倚重包括战略核打击力量在内的国防能力,并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努力在大国关系中纵横捭阖。执行这种力有不逮的外交路线,对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弊大于利。     

“党政双合”改革的历史参照、现实关照与前进路向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第八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顺利完成,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业已建立。本轮机构改革呈现了诸多亮点,其中,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更深层次地探索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格外引人注目。随后,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也规定了“党政双合”改革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党政双合”改革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并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党政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党政机关合并合署改革要在改革标准、顶层设计、职责分工、于法有据等方面统筹考虑,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既要做到定位准确、合理分工,又能增强合力,发挥综合效益,通过改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