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三分'走向三权分立"说是个理论的错误链接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十一届全同人大通过前后,关于大部制的讨论比较热烈.由于此前的十七大特别是二中全会提出了改革要实现决策科学、执行顺畅和监督有力的努力目标,于是关于要和大部制配套推行"行政三分"的议论也事隔几年后再次出现.其中更有人认为"行政三分"等于承认权力制衡,因此也必然承认三权分立,由此及彼,顺理推行.本文认为,这个说法概念不清,缺乏依据,是个理论的错误链接.     

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国际形象分析

国际形象是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努力建构自身和平、合作、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取得了很多成效．．北京奥运会不仅是进一步展示这些国际形象的平台，而且为世人树立了开放、文明、团结的现代化中国的良好形象。     

行政程序新范畴与国家权力——公共管理观

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我们的国家权力———公共管理观念中 ,科学管理和规范运行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反映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学术新发展的程序法独立价值学说和公正规则———程序思维 ,至今还没有真正在学科体系的意义上充实进来 ,特别是在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中没有相关内容。现在 ,法学对立法权、尤其是司法权运作程序理论的深入发掘以及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公正规则———程序思维 ,至少应该以行政学的新范畴的形式 ,得到强调、丰富和发展     

丢失枪支不报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对丢失枪支不报罪立法设计上的缺陷及其完善问题,从罪状、法定刑与法理三个层面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建 议将该条修改为:依法配备、配置枪支的人员,在枪支丢失、被盗、被抢或者被骗后不及时报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洗钱犯罪风险及其防范

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特殊的政策优惠和宽松监管,使其在起步阶段容易成为某些犯罪分子青睐的目标,洗钱犯罪尤为如此.在自贸区便利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下,行为人通过货币走私、跨境资金流转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空壳公司和前台公司、离岸公司和离岸贸易等方式洗钱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主要原因在于自贸区的政策优惠和宽松监管易被洗钱分子利用,自贸区反洗钱经验不足且反洗钱监管合作机制操作难度大.为了使反洗钱工作在自贸区更好展开,需要统一并完善我国当前关于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建立洗钱犯罪的财产扣押、没收制度,确立"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强化自贸区内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以及明确自贸区反洗钱监管的机构设置,以此来实现对自贸区内洗钱风险的防范并对其进行全面有效的打击.     

中法（欧）关系：中法学者间的认知性差异与认同——“中法暨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述评

2003年11月3～4日由外交学院和南巴黎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法暨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在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召开,来自中国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欧盟驻华使馆、法国驻华使馆、法国财政部、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马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和世界史所、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外交学院、法中委员会和工商界代表、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高官、学者、记者等3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地方行政改革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现实途径

政治文明不只体现在国体、政体等地方政府不能涉及的重要政治制度上面 ,同时也体现在各级地方政权建设和运行的所有细节例如地方政府改革方面。从这个角度讲 ,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一种具有操作性且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现实途径。地方政府在此领域可以大有作为。     

建设特色安全文化 共建洛机美好家园

安全是铁路运输的生命线,是铁路工作永恒的主题。铁路运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的稳定,事关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加强铁路基层站段安全文化建设,确保安全生产既是铁路行业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防范安全风险的重要手段;既是适应铁路运输新形势的需要,也是促进铁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     

关于长春市汽车产销情况的调研分析——长春市发展课题跟踪调查

国家统计局长春调查队对长春市汽车产销状况进行了跟踪调查,了解到长春市汽车产能不断扩大,汽车销售领域存在大量需求,以及一汽奥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认同度高居榜首等。但长春市汽车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包括人才和技术创新、物流成本高、国际资源有限、生产材料的限制等,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相关扶持政策。     

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

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边界问题成了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是中印关系中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其他议程都不同程度地与之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印关系因边境冲突和战争跌落谷底,此后持续冷淡。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边界矛盾的缓和,中印双边关系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本文试图说明,中印边界矛盾的升级和缓和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而信仰体系、环境因素、学习过程是影响印度相关认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