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外投资之间接征收风险及对策——基于“平安公司—富通集团案”的解读

目前我国在海外的投资需求日益增多、投资条件日渐成熟,加之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对推动我国投资者去海外抄底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道国包括传统上通常被认为是投资环境较稳定的发达国家,频频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采取一些非常态的国家管制措施,其中部分措施已经对外国投资产生了间接征收的效果。双边投资协定作为解决双边投资争端的法律依据将极大地影响争端解决的结果。我国在制订或修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应当增加双边投资协定的选择性和具体导向性,完善间接征收的定义、认定标准以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     

论ICSID仲裁中当事方的“同意”

和其他仲裁形式一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管辖权也必须建立在双方协议仲裁的基础上。东道国和投资者同意仲裁是建立投资仲裁管辖权的前提要件。实践中,投资者与东道国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协议、东道国的国内立法、投资者所在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以及其他多边国际协定表示其对仲裁解决争端的同意。本文试从国际投资的角度对投资者和东道国对提交仲裁的同意的表现形式、范围、程序要件以及对同意的解释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我国股权众筹面临的风险与法律规制

2011年以来,大量众筹平台出现在我国互联网上,其较低的投资门槛迅速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中股权众筹是众筹融资的一种重要模式,以股权来换取投资者的资金,一方面可以为民间资本提供投资渠道;另一方面这对于解决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股权众筹的出现在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风险,相关监管法律的缺失以及与现有法律的抵触,将制约我国股权众筹的发展.因此,将股权众筹纳入法律的监管并制定适当的监管法律是当务之急.2012年美国颁布《JOBS法案》,对众筹融资的法律监管是其最重要的内容,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从融资者、众筹平台和投资者三个方向进一步完善对股权众筹的监管.     

股权出资的风险与防范

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股权在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但因为长期以来国家没有出台具体的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各地工商部门对股权出资的要求不一,进而使得股权作为新型出资方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的颁布,企业股权出资的热情高涨,然而股权出资中也隐藏着一定风险,本文将就股权出资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防范的建议。     

基于社会资本解释范式的刑事政策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为刑事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与刑事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宏观而言,社会资本存量与控制犯罪效果成正比;微观而论,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犯罪生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刑事政策。因此,从社会资本角度来反思和发展我国现行刑事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检察监督与政府权力

权力需要监督,否则就有可能变为暴力.这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法学的常识,对于政府权力而言,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有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一段长时问的沿革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权,到对其废除,确实有其历史和现实必然性.检察监督权存在与否及其内容和范围如何,也是与现实的要求分不开的,在我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进行合理调整和适用,以适应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监督的要求,巳经成为必要.＃     

股东对董事诉讼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创建了股东对董事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拓宽了司法对公司运作的介入。然而在发挥诉讼对股东权益维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董事权责的平衡和司法对经营世界的尊重。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在股东对董事诉讼中具有排除司法实质审查、确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派生诉讼中建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功能。我国在借鉴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作成文法化的引进。在司法解释中细化董事的注意义务,明确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的运作程序,完善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坎特伯雷故事》——法庭差役

丑恶的法庭差役形象英国诗人乔叟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是英国第一部印刷出版的文学作品,也是最早使用英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堪称英文文学的奠基之作。它是一部诗体短篇小说集,叙说有29名朝圣者在前往坎特伯雷朝圣,在伦敦一家客店聚齐后出发,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经济法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危险性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质疑,某些现行国际经济法制度的缺陷也日渐显露。WTO体制内各国保护主义可能抬头,国际金融体系的破绽使得加强监管和完善体制成为当务之急,从而弱化了自由主义色彩。国际经济法律秩序面临重组,这给各国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是在全球性经济衰退到来之际,新自由主义所体现的国际经济自由和开放仍然十分重要,其制度性的缺陷可以通过在危机之际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得以修正。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所以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对于中国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成就,中国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和秩序的重组中也获得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创制的难得机遇。     

间接征收与中国海外投资利益保障——以厄瓜多尔征收99%石油特别收益金为视角

2008年8月,西班牙雷普索尔(Repsol)公司正式向ICSID提起向厄瓜多尔政府征收之诉,这是由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向外国石油公司就超出基准油价的额外收入征收99%的石油特别收益金而引发.我国投资者在本案中也具有重要利益.近年来,东道国不再常以直接征收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而转用间接征收的方式以达到与直接征收类似的效果.我国投资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对间接征收问题有清晰和全面的认识,这对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