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新常态 打造新业态 进入新状态 以更加振奋的精神加快推进社院提质发展

近年来,统一战线工作发生了系列重大变化,对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社院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并在,优势与劣势兼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社院要主动适应这一新常态,要有"躺着想事、坐着议事、站着做事"的干事激情,保持"从严要求、从实作为、从精打造"的创业状态,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为有效的措施来谋划推进学院工作。一、准确把握新常态,在认清形势上牢记使命、尽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安防控”专题研讨会纪要(上篇)

上世纪开启的体制改革,直面华夏文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百废待兴之中,让百姓富起来是最急迫的,但是经济变革所遭遇的艰难,远远比不上国家治理困局之险阻。就像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提出来的问题一样,中国人也不得不回答"富起来之后国家治理将何去何从"这个大难题。本期刊登的这篇纪要是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讨论。由犯罪学者来议论这个题目是恰当的,因为犯罪学强调的"实证、量化、务实、批判"都是这个社会中长期严重匮乏的思维路径,这种路径也是对以往"规范、教条、务虚、保守"学风的反动。在纪要中,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战略加以梳理。有学者讲到社会治理的"三只手":政府、市场和社会自治这三只手。但我们还要用超出数倍的精力来对付另一只若隐若现的手——人治之手。有学者认为人是观念的动物,特有的观念才会产生特定制度的价值选择。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在更新中所依赖的标准,应当以是否符合现代化来加以扬弃。国家治理应当观念先行,以符合现代化的观念来指导可操作的治理方略。有学者认为现代化里包括现代化的科技、现代化的人才、现代化的管理。这种管理的重点就是对个人和人群的管理。有学者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法治化的体制,对权力加以约束,对政府进行规范。现代化既是当前国家治理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之一。这个讨论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而上升到中国人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新世界,这个由中国人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而介入其中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人类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是空前一致的,这是各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共同前提。     

共同过失犯罪新解

共犯理论的通说持"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模式,并以"共同+过失犯罪≠共同过失犯罪"的观点刻画了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立法障碍,这使得共同过失犯罪的解释论毫无立足之地。而将"共同过失犯罪"解释为"共同过失+犯罪",则解除了对共同过失犯罪成立条件的误读;将"共同故意犯罪"解释为"共同故意+犯罪",则洞察了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立法通道。共同正犯、教唆犯和从犯都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它们都具有共同故意的心理,因而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碍。     

指导性案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司法探索

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日程,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是,在立法修改之前,司法者需要面对有限的法律规定与社会中扩大受案范围需求之间的矛盾,指导性案例的出现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新思路。指导性案例5号和22号分别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从而有效地规范了行政行为,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其特殊的价值和优势,例如,尊重立法者、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实效、利用文义解释方法维护法治秩序,以及鼓励法官的创造性等等。当然,这种方式并非完美,我们需要对其缺陷保持必要的警惕。     

促进流通政策立法 深化商品流通改革——国外“大店法”的流变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管理模式从原先单一的行政管理逐渐过渡到现在的主要依靠政策干预,这也是世界各国对商品流通的主要管理方式。由于我国的商品流通政策体系建立时间尚短,仍然有不少行政管理的遗迹,所以进一步研究和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对于我国完善商品流通政策体系,促进商品流通业健康发展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GATT一般例外条款适用的价值导向与司法逻辑

贸易自由化是GATT/WTO法律体系的目的价值。一般例外条款中的健康、资源、道德等政策目标只是GATT在追求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要兼顾的社会责任。为了防止滥用一般例外条款妨碍贸易自由化，援引方必须承担证明例外成立的举证责任。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此类争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严格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要求，同时通过多元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具体例外情形和序言进行从严解释，进而形成认定例外成立的标准和原则。这种司法逻辑缘于贸易自由化目的价值的导引，归于对这一价值的强化。从涉及一般例外条款的争端解决历程来看，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价值地位从未被偏离甚或减损。检视影响贸易措施的价值取向对于能否成功援引一般例外条款更为关键。     

论伪实证主义——试析福斯特霍夫公法学方法论

德国行政法学家福斯特霍夫将宪法解释为纯技术性的法治体系,从而抽空宪法价值内涵;从社会实证角度研究行政法,赋予当代行政生存照顾职能,但过于强调行政的价值实现和自主构建,造成行政法脱离宪法监督,破坏了整体法治。总结福斯特霍夫的公法学方法论有益于加强对法治国、社会国背景下公法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从宪法的发展历程看民主法治建设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

宪法是民主国家的象征,宪法对民主政治生活具有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宪法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民主需要宪法的制度保障,宪法与民主密切联系。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修改的四部宪法,及其修改完善,从其历史进程中,来反映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的演进过程,即民主法治建设经历了初创、曲折中发展、重建与超越升华的过程。     

协商民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是现代宪法机制良性运作的双翼。其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发端于底蕴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架构于中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