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法律解释学

本文通过对法律解释学与概念法学、法社会学、价值法学、解释学法学、立法学关系的揭示,旨在厘清法律解释学的概念及其范围。法律解释学是一个偏重方法论的学科,属于实用法学的范畴,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实践理性的法学。法律解释学把司法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建构裁判规范为己任,强调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是其基本方法,但它并不否认其他法学方法融入裁判规范。当代法律解释学承认制定法、法律价值、事物的本质、公共政策、良善风俗等都可以通过发现、论证、解释、衡量进入作为裁判规范的法律,都可以作为法官法源。法律解释学是以司法方法论为核心内容的实用法学。     

司法解释的对象辨析

司法解释的对象辨析陈金钊关于司法解释的对象在我国目前的权威典籍中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或事项时，对有关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①。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法律规范当成了司法解释的对象。二是《新...     

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

现代法治理论反对基于身份而衍生的特权,并不完全反对对"身份"的追求。由于当代中国法理学对身份问题研究误解了梅因关于法治是"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思想,因而对基于"身份"的法理学意义有不正确的认识,在"身份"问题上出现了焦虑症状以后,仍不能正视"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法理学还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没有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以至于出现了这种"身份"的焦虑。要想提升法理学的学科地位,需要认真研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以法律方法论塑造法理学的实用性,使法律话语成为主流。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的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法治思维引领决策、调整社会关系,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虽然法律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但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要求,执政者应该高度重视法律能力和法治能力的提升,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不断提升制度的实施能力。依法执政的法治能力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种能力形态,但目前来看,无论是立法能力,还是执法、司法能力,都存在不少的短板。对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方法开启"法智",在重视逻辑、锻造法律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拯救被误解、误用的法律——案说法律发现方法及技术

法律在很多情况下本来是清楚的.[1]但是因为法律人的误解或者误用,引起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怀疑.这是十分令人痛惜的.由此所造成的司法正义的丢失更是不可容忍.如果误解、误用法律现象的普遍出现,不仅是立法权威和法律文本的悲哀,更是司法或法律职业的灾难.当然,误解、误用现象的出现,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法律方法与技术研究的意义.于是...     

探究法治实现的理论——法律方法论的学科群建构

为法治寻找实现的路径是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任务之一。然而,作为实践哲学的法律方法论并不是法律人办案的行动方案,是一种理论形态,描述的仍然是法律思维方式。对法律思维的研究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法,这是因为即使是通过法律的治理也是多途径的。从理论上看,哲学的、逻辑的、语言的、修辞的和解释的方法都对法律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律方法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这些学科的支持。从法科人士研习法律方、法论的过程来看,作为方法论的法律哲学、法治所需要的法律逻辑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言学和指引司法活动的法律解释学等学科,构成了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体系。这些学科既提出了法治所需要的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对创造性的限制等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探寻这些理论实现的途径。在学科交叉的意义上,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可以拓宽专业领域,也可以积淀深厚而广泛的理论基础。     

论真诚对待法治——以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为视角

法治的实现需要法律语言的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语言影响与控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兴起了一股法治修辞的热潮,这是形成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话语的前奏.虽然法治必须由体制、制度、规范和程序等硬件构造,但硬件要想发挥作用,还须辅之以对法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普遍认同.无论在运用法治进行组词、造句,还是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谋篇布局、决策行为都需要真诚地对待法治.法治是由法律使用所塑造的秩序.只有在真诚对待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制度改革的推进,也需要话语方式的转变.     

法律论证及其意义

在西方法治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实践以后 ,在当今的法学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法治危机 ,即传统的依法办事的理念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法治命题能否成立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否存在 ?法律有没有确定的答案 ?有没有惟一正确答案等都成了法学 (尤其是其中的批判法学 )评论的对象。如何摆脱西方法学者所讲的法治危机 ,已严肃地摆到了法学理论工作者面前。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多种理论 ,许多作者都试图摆脱传统法治的困境。其中 ,法律论证理论就是重要的一支。法律论证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法治理论有所修正 ,但从总的方面看 ,它是对法治精神的维护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法治的理论。为了进一步论证法治的命题 ,本刊编辑部组织了山东大学的部分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以期引起共鸣与反思。现刊载部分以便推动此项问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