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法治时代的解释主义之争——以陈金钊与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为分析对象

发生在陈金钊和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扩及到对诸多相关法律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双方秉持各自"反对解释"抑或"如何解释"的立场,从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真/假"之争不断地上升到对相关法律解释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司法观之争、法律观之争以及法治观之争等。无论是主张守法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还是主张能动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实际上,法治时代同时需要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解读——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邓小平的法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成为中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行动纲领和重要指南。概言之,其法治理论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反对人治,主张法治理论;法治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理论;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理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借鉴国外法律资源,又切忌照搬照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境域:从特殊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话语体系,在此前提下需要建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尝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一方面要将党对执政实践的自我表达的话语体系以及解读性评价作为特殊法理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应当在历史事实、现实需要和未来社会之间建立某种平衡性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终结论角度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乃至社会主义法治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属于特殊的一般法理学的范畴.定位于特殊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包含了走向作为一般法理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趋势.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和更新

全球化进程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也必然引起法理学的理论变革与更新。本文以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观、法律人格观、法律发展观、法治观等五个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为主题 ,分析或展望全球化所可能引起的法理学的理论变革和更新。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略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以当代法理学基本问题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中国当代法理学的两难处境及其基本问题。中国当代法理学不同于西方当代法理学,其基本问题乃是建设现代法治秩序和接续新旧传统。只有夯实自己的法治根基,才有能力应对当代风险社会的新挑战。     

中国法律发展的理论反思

2007年我国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如既往地稳步发展,对法理学传统上的一些"老"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化,对理论上和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的研究正在逐步展开.而其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法理学界对我国近三十年来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整体模式以及发展过程中许多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适时的反思.     

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论纲

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法律转型 ,相应地必然逐步促使法学理论的更新。作者强调 ,政治文明就百一种知识政治和法治政治 ,知识经济必然要求知识政治 ,适应新经济的新法制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在可持续发展、法律全球化、农村法治建设等问题上 ,法理学要主动适应、有所作为。尤其是 ,法理学要把西部开发法治和民族法研究作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不久的将来 ,“应用法理学”将应运而生。本文提出了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的九大课题。     

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

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琐碎的技术,而应坚守精神的高度,应为一种德性的法律生活提供精神的牵引与人文的支撑。法理学界在围绕法律全球化、法律理想图景、法制现代化、法治与和谐、法治与社会公平、人权保障、司法改革、法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的研究中,中国意识、问题意识、实践意识的日渐凸现,加速了法理学研究的分化与聚合、进深与提升。取道中国,立足当下,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将是未来中国法理学成长的支点。     

2001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国的法理学研究又有了新的收获.据粗略统计,本年度的各类法理学文章约有1000余篇(据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的文章索引统计).本年度出版的法理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余部.本年度的重要法理学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后现代法学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研讨会、在新疆大学召开的以西部大开发与法制为主题的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治: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中共中央学校政法部主办的"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研讨会、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前苏联法学与中国法学"研讨会等.本年度法理学界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后现代主义法学、中国的法治建设、法学方法论问题、西部大开发中的法律问题、法治与德治问题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法学方法论、法治和后现代法学研究方面的若干文章作一综述.     

法理学“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困难——从法理学教材出发

从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视角来看,中国法理学教材还没有走出苏式法理学的框架。苏式法理学教材的"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基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一基本原理,认为法理学是部门法学的指导性学科,并由此决定了"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包含正面向度和反面向度两个方面,正面向度指的是法理学针对部门法学生产"指导"型知识,反面向度指的是部门法学帮助法理学生产"指导"型知识,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行为理论分别典型地对应着这两个方面。然而,对上述理论的检讨表明,"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在运行机制层面是无效的;进一步地,该机制在基本原理层面及其理论基础层面也是错误的,因而应当被抛弃。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国法律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理论创造,是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并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实现扩展与升级的理论贡献。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创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价值论;以"整体观"为要旨,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法论;以"协同推进"为目标,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学理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实现路径包括完善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     

“法治”演进与我国法理学发展

在社会主义中国,＂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演进变化经历了三大阶段。作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其每一次演进都透视着我国法理学的发展轨迹。随着法治理念的确立,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通向法治之途的方法论——与陈金钊教授第二次商榷

随着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演进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法治主义者对待法律解释的基本立场除了坚持反对之于字意清楚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外,亦承认了在法律文本文字不清楚的情形下允许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可能与必要,法治反对解释的立场仅仅对应于近代法治主义;所以,"法治反对解释"只局限于近代意义的法治内涵上,而不能普遍化为一般意义的法治目的与法治要求;原意主义方法论与"法治反对解释"并非一回事,它们各自皆有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原意主义、消极主义方法论,还是非原意主义、积极主义方法论,皆是通向法治之途的方法论。     

2002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法理学研究2002年又有一些新的进展.除了围绕法治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以外,又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的"亮点",如法律与全球化、法律方法论及法律职业的研究等.据粗略的估计,本年度发表的各类法理学文章约有70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出版的学术专著约40余部……     

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我国正处于法治进路转型之中，亦即从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在这种转型中，必须对法治理论和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审慎的思考与辨识，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对法治的影响基础上，形成深化法治的主导思路，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某些偏失，避免局部性、阶段性的始乱终弃。     

都市法治文化本体的理论探析

本文旨在对我国日益凸显的都市法治文化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初步研究,认为这一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拓展价值和社会实践意义.法治文化及其都市法治文化有着不同于一般法律文化的特定内涵,也显示出有自己的特征、要素和功能.从法理学和都市文化学相结合的视角,对都市法治文化的本体做出理性的探讨和把握,将有助于推进都市法治化乃至整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