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对其证据能力的不同选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的能否实现。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如何,理论界说法不一。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我国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论当代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及其政府的责任

目前,随着对公共产品属性认识的深化,人们提出并论证了私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的必要与可能,从而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推动了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构成了当代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由不同的生产方式与提供方式组合构成的丰富内涵,同时提出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基本责任。     

产品安全注意义务研究

产品安全注意义务是侵权行为法上一般安全注意义务在产品责任中的特殊表现,已为大陆法和英美法各国所肯定,欧盟92/59号[产品一般安全]指令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安全注意义务.产品安全注意义务可分为提供产品前的安全注意义务、产品销售中的安全注意义务和产品提供后的安全注意义务.我国法律缺乏对产品提供后安全注意义务,如售后警示义务和产品回收义务的规定,应通过相关法律的修改予以完善.     

一个简单的错误——关于事实婚姻的刑法意义新论

在民事法律语境中,事实婚姻是一种非法同居关系,但在刑事法律语境中,事实婚姻的婚姻效力却被目前的刑法解释学所确认。关于事实婚姻问题,刑法解释学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刑法规定的重婚行为,其最典型特征是两个有效的法律婚姻之重合,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重合,因不侵犯一夫一妻制度中的婚姻登记制度而不应该构成重婚罪,所以,即使在刑法解释学中,事实婚姻也同样不应具有婚姻效力。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上的取向。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缺陷及司法完善 --从一起毒品犯罪案例谈起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种堵截式立法规定,其法定刑应该轻于任何一个先行犯罪和续接犯罪.现行立法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定刑的配置不但无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而且不利于与疑罪从轻原则相协调.在现行刑法框架下,通过重新诠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以及疑罪从轻原则是弥补这一立法缺陷的有效途径.     

用人单位如何向工伤残、死亡人员和家属进行理赔？

某小保: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或用人单位非法使用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死亡的,用人单位如何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直系亲属及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进行理赔?一劳工某劳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19号令)的规定,非法用工单位必须向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     

铁网上的“偷渡者”

4月3日，多名非法移民试图翻越边界上的铁网偷渡进入欧洲。越过铁网，或许就可以改变漂泊的现状，或许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但铁网对面是防卫森严的警察。未落地，就不算偷渡，警察与这些“骑”在同栏上的偷渡者对峙，并试图驱赶他们。     

如实供述义务规定的反思与制度完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如实供述为被追诉人的义务,但也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二者存在冲突.将如实供述设定为义务虽然符合探明案件事实的刑事诉讼目的 ,但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容易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为此:应当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范侦查人员权利告知行为,保障被迫诉人的律师帮助权;进一步完善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以自愿性供述为前提,平衡刑事诉讼中公权力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关系.     

非法证据排除的伦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遵循正当程序与否是鉴别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最为重要的标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道德意义在于让人对正当程序产生一种尊重和信仰。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维护法律信仰和司法尊严,使道德主体的良知得到确认和升华。因此,我国有必要从道德现实出发,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