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毒鼠强食物中毒的调查分析及其实验室筛查探索

目的　探讨原因不明性食物中毒的检查策略。　方法　结合一起发生的原因不明性食物中毒案例 ,应用流行病学和简易急性动物试验等方法 ,对导致中毒的致病因素进行分析与判定。　结果　中毒案例的暴露时间为早餐时 ,平均潜伏期为 4 7.84分。中毒反应以神经症状和消化道症状为主。依病例的客观特征分层对其食谱分析 ,筛选出水煮豆腐是本次中毒的可疑食物。 7种剩余食物进行的急性动物试验中发现 ,水煮豆腐的小白鼠灌注量与中毒反应呈剂量反应关系 ,半数致死剂量为LD5 0 =1.68mg/ g。气相色谱 - -质谱仪分析确定水煮豆腐中的毒性性质为四次甲基二砜四胺。　结论　本案通过采用症状分析、急性动物实验和毒物分析测定方法确定了一起原因不明性食物中毒的中毒原因。这种检查策略有助于原因不明性食物中毒及其它突发中毒事件的性质判定。     

资本、自然条件与人的生存——马克思对环境非正义的批判

在当代环境正义研究中，超越西方话语的环境正义范式，创生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正义理论，首先需明晰马克思在资本诞生和发展初期对环境非正义的批判。马克思对环境非正义的认知，是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相联系并随之动态演进的。马克思从19世纪社会生活现实出发，考察了差异性社会主体之间环境权益与负担分配不公甚至两极化的社会图景，并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逻辑中去追溯环境破坏及其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性根源。在时代发展中重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批判，有助于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守正与创新。     

理解 共鸣 关怀 信赖──《中国人素质研究》评介

关于当代中国人的素质，真是一个令人难以诉说的话题。许多的学者从忧国忧民的深切感情出发，对中国人的素质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整体素质与作为现代人的差距。但这些研究本身亦呈现了一个固定的态势，即对当代中国人素质的分析多限于现实批判。主宰研究过程的模式定位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对立与分离，而研究结果多是对中国人素质种种缺陷的罗列和剖析，虽能够警戒国民，但读来亦难免使人产生低落的情绪。最近，在中国人素质研究方面刮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学者们开始打破以往囿于对中国人素质批评、抨击的思维…     

浅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践行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深入践行以人为本，切实做到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努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问题.在刑事法治观念日益深厚而刑事政策地位日隆的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意义尤其重大.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制约、促进关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工会组织应抓住“三个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黄、网、赌、毒”带来的严重危害也不可忽视。企业工会组织如何站在维护职工根本利益、构建和谐企业的高度，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发挥优势、展示作为，是和谐铁路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写手的大舞台

如果说我在写作道路上有所建树的话,这里面一定有《当代广西》杂志的不少功劳。几年来,我曾得到过她的辛勤栽培。     

解读《刑法》修正的热门条款

主持人: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1 1>.刑法>一向是被当做惩治犯罪的利剑.古语说.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么,刑法>的第七次修正,是令使用者更顺手、更方便,还是使这把宝剑的锋芒更加锋利?今天,我们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卢建平教授为我们做解答.     

春风暖人心

正当我们努力工作、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80周年的时候，慈祥的父亲卢嘉锡不幸与世长辞。在送别父亲之时，回想起半个多世纪来父亲受到党的信任、教育和关怀、照顾，悲痛的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暖流。 “我们是台湾人” 　　文革前，我们家一直自称是“福建厦门人”。为什么文革后报上又说我们是“台湾省籍”呢？和其他许多背井离乡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一样，这里包含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记得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曾经在饭桌上对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严肃地说：“我们家实际上是台湾人。当年日本占领了台湾，你们的爷爷还很年轻，他不…     

汪荣华:三过草地谱成一曲长征恋歌

汪荣华，安徽六安人。1917年1月19日生于一个普通农家，幼时上过两三年小学，由于年景不好，又因生活所迫，便跟父母一起从事农活。1931年5月，和同村女友郑先如一起参加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