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浅谈成品油销售企业培训基地配套体系建设

培训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的一项战略性、前瞻性工程.随着企业规模、效益等方面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着手内部培训基地(企业大学)建设.然而,较大部分企业热衷于前期基地建设及相关硬件配套,缺乏持续性的师资、课程、专业管理等方面配套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导致培训基地无法为企业升级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文章通过对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基地配套体系建设构成的分析,着重介绍了其"124"培训配套体系建设思路.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制度建设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意义重大、贡献很多,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其贡献也很多。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参与和共享:以治理创新助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基于广东佛冈华琪生态村项目的分析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宜特色。这其中,现代生态农业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很多资本下乡型生态农业项目中,农民游离于项目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看客",而现代生态农业也因未能将当地农民有效纳入产业体系而遭遇乡土困境。为此,新时代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应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通过推进以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实现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机对接,进而改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以实现现代生态农业项目在乡村社会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总体框架设计

人工智能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能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其将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精准预测公共需求,助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但人工智能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现有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产生了冲击,对信息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而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的结合是社会治理系统优化的一项庞大工程,需要科学的系统框架,这一框架主要由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有利AI健康发展的环境、完善的信息资源体系架构、科学合理的AI技术架构、广泛应用的AI社会治理平台五个部分构成。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