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创新升级的路径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健康文化建设

解决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将"发展健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是构建全社会健康文化的微中观基础、形成多元参与的发展格局、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提升建设灵活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举措。据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类梗阻,应通过构筑社区健康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培育健康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创新社区健康文化发展模式、加强监督与评估等路径,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体系优势,助推健康文化振兴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实务模式在防控疫情蔓延、平缓居民心态、链接生活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志愿者参与途径看,“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中的个体主动、从众压力下的群体驱动、基于科层权威的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发动的“网格+志愿服务”、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混合五种具体模式,并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效力。该实务模式尚存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定位分化、志愿服务风险系数高、志愿者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推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疫情防控效率,须明晰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基础,实施志愿服务的成本收益分析,筛选合适的志愿服务模式,总结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我国警察职权规定的演变、问题与出路

警察职权不仅是实现警察目的、从根本上落实和实现警察任务的基本举措,还是联系警察组织法和警察作用法的枢纽环节。在职权目的、主体和表达方式等问题上,我国警察职权立法都有自身特点,但困于警察权概念上的模糊认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基于对警察职权与相关概念的比较认识,应当通过将警察权力锚定在"一种特殊的行政权"这一逻辑上,在综合立法模式下,来修订现有警察职权规定并确定其具体内容。但着眼未来,要采纳组织法和作用法分立模式,制定"人民警察组织法"和"警察职权行使法",才能在整体上逐步走出在立法上仰赖组织法,新时代警务需要作用法来撑持的当代警察职权规定的实践困境。     

稿约与征订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为双月刊,是由四川行政学院主管、主办,面句全国社科战线、政府部门、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校)、普通高校的综合性理论学术期刊。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加强学术交流的需要,《四川行政学院学报》常设栏目有:行政改革、公共管理、社会发展、基层治理等,同时,将适时推出专栏文竞或1-3个专题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贫穷限制了想象?寒门大学生社会认知特征分析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客观阶层差异为不同阶层创造各自的认知模式,并影响具体的社会认知表现。本研究试图关注寒门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以发现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其认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N大学21名寒门大学生作为样本,另访谈9名非寒门大学生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基于情境主义社会认知,寒门大学生的自我概念表现消极倾向,社会环境感知中的“情境归因”“情绪感染”具有消极特征,人际关系策略中的“不信任感”可能是阶段性的;而社会环境感知中的“需要外部环境支持”“相信社会阶层可以流动”以及人际关系策略中的“高人际敏感度”体现他们相信或寄希望于社会阶层可以实现流动。贫穷限制想象具有阶层性、主观性及情境性。他们的社会认知有实现优化的可能。     

家庭结构与健康风险:基于青少年近视的实证分析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关系密切,但鲜有研究注意到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本研究以近视为例,强调独生子女带来的亲子唯一性和强势社会化对我国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家庭居住安排不同带来的条件叠加效应。基于CEPS数据的分析表明,独生子女近视几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居住安排对独生子女是否近视没有影响,但会显著改变非独生子女近视的几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种效应的大小虽有所下降但仍显著存在。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结构变迁,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也是近几十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不断增高的社会原因。未来研究应就此进行更加丰富的探索,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为全国性的近视防控提供更多依据。     

公共服务:行政诉讼群体性纠纷化解新视野——以GT两级法院相关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及利益较为复杂,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有组织性,有的案件甚至表现出对抗性较强、矛盾容易激化的特点,可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该类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中,应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应防范化解相应的维稳风险,发挥行政审判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