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实精神，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将我国社会主义带入了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新时代。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重要问题。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过度强调两者的连续性,即意味着将马克思哲学也同样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这就涂改遮蔽了马克思在颠覆形而上学、批判现代性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后现代性意蕴。事实上,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在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端。     

犯罪心理学研究中运用量化方法引起的理论思考

量化与统计分析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同时也存在着使用的局限性。犯罪人有很强的心理掩饰性,对包括犯罪人在内的人的心理的测量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测量,测得的数据是心理学家标定的数据,兼有客观性与主观性。量化研究如果不与科学思维相结合,有可能得出浅薄平庸甚至错误的结论。心理学研究应当以“人性”为基点,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实现量化方法与非量化方法的有机结合。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

测谎技术在刑事案件侦查中的作用勿容质疑,但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在对测谎技术的发展历史作简单考察的基础上,从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可采性方面对测谎结论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价值,并进一步对测谎结论的审查判断和测谎证据的规范化予以了阐释。     

公务员考核应以机关目标成效考评为依托

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存在着指标体系缺乏针对性,平时考核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考核中领导责任没有完全落实,以及考核结果难以兑现等问题。为此,应开展机关目标管理绩效考评,把抓机关管理与抓公务员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权威制约的领导机制,健全目标明确的责任机制,强化督查考核的监督机制,完善奖惩兑现的激励机制,真正做到督事、评绩、考人、奖惩“四位一体”,切实发挥考核工作的激励作用。     

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之应然主体

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和适用,见仁见智。以罪刑法定为指导对本罪主体进行法条解析：本罪之应然主体以“身份说”为主,兼采“职权说”,皆以负有查禁犯罪的职责为前提。查禁犯罪活动是从调查、发现犯罪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这一过程的活动。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各级党委机关中的政法委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之主体。     

"三个代表"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十三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贯彻好"三个代表"的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根本原则,坚决贯彻创造性运用邓小平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这一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增添了宝贵的新内容.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教育

1971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公正和促进民族间的和谐，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是承认各民族文化的存在，反对种族和民族歧视；承认各民族对加拿大国家的贡献，主张各民族平等。为此，加拿大联邦政府先后制定了《加拿大人权法》、《权利和自由宪章》等法律法规，并建立了联邦政府和各省、币“多元文化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提倡“做一个加拿大人”这一既不突出也不贬低某个民族的口号。多元文化主义是加拿大人人都要遵守的法律，不仅属于加拿大的过去、现在，而且属于加拿大的未来。这是加拿大…     

关于非典危机的思考

“非典”危机检验着政府的职能和效率,透过应对“非典”危机重新审视政府现行管理模式中的弊端或问题,对优化发展环境,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或危机以及政府体制创新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