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背景下刑事错案悖论及消解

我国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已初具规模,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定性更为准确、查证更具针对性、程序更为高效、办案质量标准化,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也会产生削弱司法自主权、将被控告人降为诉讼客体、使证据审查出现不当倾向以及导致隐性歧视等负面风险,累积着发生刑事错案的潜在风险,与避免刑事错案的设计初衷形成"刑事错案悖论"。从悖论成因看,人工智能建设存在对人工智能地位定位不准、源头数据存在瑕疵、算法模型封闭难懂、保障机制建设缓慢、交叉领域人才紧缺等问题。要消解该悖论,应尝试从人工智能定位、数据、算法、学习技术、保障机制等角度建构刑事错案风险防范机制。     

网络交易平台治理困境及其出路

传统交易平台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发展至网络而形成网络交易平台,但政府沿用的物理世界治理范式在网络交易平台上表现出水土不服.这也引发了平台软法不合理、算法侵犯人权、政府主导治理失灵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交织影响.治理这些困境的出路在于中医式治理,以完善平台规则与提供救济途径建立良好消费业态和生态、引入网络交易算法的矫正机制保障数字人权、平台主体自治和政府主体监督相结合等方式来组合式对抗网络交易中的风险,最终从整体上促进网络交易平台良性发展.     

理解技术规制的一般模式:以脑机接口为例

脑机接口(BCI)技术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前沿技术之一,有广泛应用前景.首先,借助生产性的法律理论框架,该种技术可以作为示例讨论法律如何看待通用型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脑机接口作为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开展人机交互的技术实际上是信息媒介的深层次延伸,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信息交换的生产方式,将使用者纳入生产过程,并在使用者与技术提供者(平台)的关系中,围绕核心法律概念与制度重新塑造法律关系,最终确立新型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其次,脑机接口架构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控制/生产过程,其权力运作的微观机制同样通过"账户-数据-算法"影响用户的行为.最后,每一次作为系统性生产方式的技术兴起,都更多地解决了生产要素的创制和流通问题,但对劳动价值的分配的关注较为缓慢,BCI提供了反思技术公共性的机会.     

智慧司法的实践与探索

智慧司法是司法领域的科技革命,亦是司法信息化建设以来步入的新阶段,呈现出了司法的新业态体系,并渗透于智能辅助办案、互联网法院建设以及司法管理等具体范畴中。较之传统的司法模式,智慧司法在生产正义的方式变革、司法公正的无限接近以及审判质效的科技提升等方面彰显出了巨大的比较优势。但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包括理论层面的司法智慧缺失问题、技术层面的算法问题与司法数据量、质、效问题,以及实践层面的智慧司法决策模型构建限度与司法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对此,需要通过发挥智慧司法的工具性与辅助性价值、加强对智能技术应用的规制、构建算法决策审查与校验机制等具体举措予以应对。修正智能科技的发展轨迹,使其按照人类理性的预设目标发展,探索出真正符合中国司法实际需要的智慧司法模式。     

5G+智慧交管系统的建设与应用——以道路交通巡逻执法系统为例

主要以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警大队为示范单位,探讨基于5G技术的道路交通巡逻执法系统的建设与应用,系统搭建完成后,根据实战成果,形成了一套传输更高效、覆盖更全面、取证更准确、抓捕更精准、处理更及时的道路交通巡逻执法新模式,进而为道路交通巡逻执法系统在公安实战应用中提供科学依据。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的算法政治:特点、影响及前景

当前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与政治的相互结合日益加深,给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带来深刻复杂的影响。总体来看,算法政治具有影响隐蔽、相互融合、分歧对抗、地域差异等明显特点。就其影响表现而言,算法政治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传统的联系民众、沟通民众及宣传和决策机制产生直接影响,促进了相关政党的不断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加剧了不同政党的相互斗争及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算法政治对资本主义政党的影响日益深入,这将给国家间政治带来复杂影响。     

地方立法的人工智能应用风险与规制研究

地方立法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在立法资料检索、立法项目论证、法律草案编纂、法律备案和立法后评估等方面降低立法成本，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效率。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在地方立法程序的参与程度将会愈加深入。然而，在享受和展望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红利的同时，更要警惕地方立法在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给立法本身带来的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风险以及给数据管理造成的挑战，并以审慎科学的态度接纳负面影响，在协同治理框架的基础上，适度使用智能立法产品，坚持人工智能的辅助地位，构建伦理算法，实现人工智能辅助地方立法安全与发展价值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