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导向型”的税收立法

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化和税收法治建设的进步,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税收立法日显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导向型”的税收立法应融入协调、永续和共享等发展理念,并通过税种和课税要素的变动实现制度调整,以更充分地保障各类主体的经济发展权,这对于解决以往“收入导向型”税收立法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发展法学”和税法学研究的深化、实现税收法治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英国反对家庭暴力的主要法律制度研究

英国作为普通法传统的典型国家,对提高现代欧洲的人权与法治保障水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英国在反对家庭暴力中独特的法律定义方法,在不规定单独家庭暴力罪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增强对家庭暴力的压制程度,以“占领令”和“禁止骚扰令”为核心反家暴民事责任紧密地与以逮捕和藐视法庭罪为核心的刑事责任相结合,以及以组建“家庭暴力专家法庭”与“综合性家庭暴力法庭”为标志的反家暴司法体制改革,对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制建设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学术支持.     

程序性裁判法庭调查的两种模式——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切入

我国目前程序性裁判的法庭调查存在"先程序后实体"和"先实体后程序"两种模式:前者以程序正义理论、诉讼便利理论和证据调查逻辑为根基,但必须面对诉讼拖延和审判对象反复变更的问题;后者的出现主要为了解决诉讼拖延问题,但它不仅在提高诉讼效率上倍受质疑,而且有可能造成法官预断,并影响权利救济的及时实现。在适用范围上,我国坚持以"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为主,以"先实体后程序"模式为辅;在模式适用的选择上,裁判权处于绝对控制的状态。从理论上看,两种不同模式出现根源在于程序设计者对程序性裁判和实体性裁判的关系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侧重程序性裁判的独立性;"先实体后程序"模式更关注程序性裁判的依附性。     

防卫动机不必要论之提倡

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正当防卫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即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防卫意识。然而,对防卫意识中意志因素,即防卫目的的要求,其本质是一种对动机的立法,也是一种道德立法。为了实现正当防卫的法确证功能及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法律只须要求从客观上看来,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实施了在允许限度的防卫行为,便足以成立正当防卫。对防卫动机过高的要求,一方面,存在难以探测行为人内心的弊端;另一方面,违背了正当防卫实现其法益保护的功能,不利于公民防卫权的实现。因此,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行为,便可满足正当防卫的主观正当化要求。至于防卫动机,则只是当防卫行为超出必要限度时,作为一个量刑要素予以考察。     

网络信用套现行为的定性——以“蚂蚁花呗”套现第一案为视角

在当今的网络消费中,"蚂蚁花呗"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蚂蚁花呗"的本质是一种新兴的网络消费信贷产品,为网络信用套现行为提供了机会。网络信用套现行为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非法经营行为,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时应当用刑法加以规制。     

德国反洗钱刑事立法述评与启示

为了遏制和打击洗钱活动，德国通过在刑法典中新增洗钱罪和多次的修订，将洗钱行为犯罪化，逐步建立起反洗钱和恐怖融资的刑事法律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洗钱活动和我国面临严峻洗钱形势的背景下，有必要介绍德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成功经验，这对于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法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著作权许可中的公示公信——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57条的质疑谈起

著作权系自动取得,其欠缺公示基础这一现实如何让著作权的排他性具有正当性来源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而著作权公示方面的缺陷也导致著作权许可制度存在着"许可使用权是何性质、其产生方式与此性质有何关系"等诸多问题。公信是与公示密切相关的问题,若要产生公信力,必须依赖于公示行为。     

政府促进公平分配权力的体系性思考

对社会财富分配规则进行研究,从中提炼能够统辖所有分配规则的抽象的权力范畴,可以提升有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散见于社会财富三次分配中的货币发行权、公共投资收益权、政府采购决定权以及劳动力定价权、征税权、财政补贴决定权、社会保障支出权、税式支出权等一系列权力,可以提炼为公平分配促进权,包括基础性权能和调控性权能的二重结构,各种权力协调运行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     

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救济——基于我国和美国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之比较

我国《工会法》第52条规定的责令雇主承担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责任,与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第10(c)条的规定看起来很相似,相比之下,这一规范在美国劳动法的实践中很有效,在我国却极少被适用,解释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的国家,从《瓦格纳法》规定的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禁止规范及救济措施,到《塔夫托—哈特莱法》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工会和雇员,在雇用自由原则和劳资自治模式的背景下,其演变始终以保护雇员团结权的松紧程度和收放态度为线索。我国《工会法》现正处于第三次修改阶段,适时检讨第52条的解释和适用的障碍,还可以解决其与《劳动合同法》规范的竞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