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低级红”与“高级黑”现象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低级红"与"高级黑"现象频频在网络宣传工作中出现,对网络舆情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造成群众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误解,事实上抹黑了党和政府形象,不利于党的政治建设。文章分析该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现实特征、典型表现及成因,有助于公众了解其本质。基于此,应从加强宣传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加强网络监管三个方面探讨解决的路径及对策。     

边坐牢边买豪宅：尼日利亚网络诈骗犯隔空“越狱”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坐牢的日子肯定是非常孤独的,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在狭窄肮脏的牢笼里数着日子,度日如年。但是,在尼日利亚的一所监狱里,却发生了一起让人震惊的案件,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运用大学网络社群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大学网络社群已经成为高校进行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已基本成为网络社群的参与者,高校应该充分借助大学网络社群优势特点,从多个层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风险与防范：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建构进路

当今社会，基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交往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全球间经济、政治、文化关联也不断增强，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也为国家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如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加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凸显、社会突发事件蔓延演变加剧等突出挑战。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制度之争这样的根本性原因，也有网络信息技术存在落差、意识形态工作有待强化等现实因素。因此，新形势下要不断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构筑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夯实数字湖北建设基础

2020年1月,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奋力抢占流量风口,成为重要数据枢纽。2020年6月,湖北省出台了“数字经济13条”、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2年)。湖北数字化建设优势显著。具有“九省通衢”区位优势、“科教大省”人才优势、“光芯屏端网”产业优势、“顶级节点”网络优势。     

基层社会乡情治理的问题与路径——基于公共领域视角

情感治理逐渐被纳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之中,成为治愈情感或者用情感治愈的手段和方式。乡情治理在县域基层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借助"老乡"的情感文化黏性,扩充了技术治理形态的有机体,是现代治理形态的调和剂。乡情治理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机制构建能够达到理想形态,网络技术手段充分扩展了作用机制的运作方式。乡村社会面临的空心化、情感差异化和虚拟化呼唤乡情治理,是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可实践治理形态。     

积极刑法观下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的治理路径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我们在享受其带来的有利影响的同时,部分网民戾气傍身,网络语言暴力事件层见迭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已经刻不容缓。由此,有必要顺应时代趋势,以积极刑法观为立法基础,对网络语言暴力行为进行刑法规制,通过完善网络语言暴力立法、对未成年人群体施以特殊保护、细化办案流程等措施,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共同着手,惩治网络语言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