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浅探

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人肉搜索”“捏造传播网络谣言”“网络语言暴力”等形式。以积极刑法观为视角，在分析了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后，网络暴力行为入刑具有正当性。现阶段我国法律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规则依旧存在缺陷，应当对不同的网络暴力表现形式加以区分，完善规制机制。     

网络暴力致人自杀刑法规制的理性探讨与路径修正——基于对网络暴力生成与发展机制的思考

网络暴力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会导致受害人自杀的危害后果。事实层面,网络暴力致人自杀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价值层面,网络暴力致人自杀具备客观归责的正当依据,理应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现行刑法对网络暴力致人自杀的刑法规制存在片面性和滞后性,难以有效发挥刑法在规制网络暴力致人自杀中的规范价值。基于网络暴力形成过程中责任主体的功能性差异,对网络暴力致人自杀的刑法规制研究应当从网络暴力行为主体和平台责任两个方面进行路径完善。合理限缩表层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的刑法规制范围,将其限定为网络暴力信息生成阶段中的初始发布者、后续加工发布者和网络暴力信息发展阶段中对信息传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推波助澜者。应对网络平台刑事责任认定条件进行合理修正,废除行政前置入罪程序,明确网络平台在网络暴力活动中的事前审核和事中监管义务。     

“软暴力”独立入罪之我见

当前的软暴力概念紧密关联于黑恶势力犯罪,其实质是黑恶势力实施的将恶害向受害人通告的行为。囿于这种认识,对由一般主体实施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无法进行规制,这对于惩治实际广泛存在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软暴力行为正愈益成为一种新型的类型化犯罪。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那些侵犯精神活动自由的软暴力犯罪行为类型化为胁迫罪和强制罪,进一步严密刑法体系,以实现对软暴力行为的有效治理。     

对醉酒驾车刑法规制的反思及立法构想

目前我国关于醉酒驾驶刑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存在未将醉酒驾驶明确入罪、对于可罚的醉酒类型并未明确及醉酒驾驶并未被评价为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等不足之处,对醉酒驾驶进行刑法规制具有正当性,应从增设醉酒驾车罪名、合理设置量刑等方面对醉酒驾驶刑法规制的立法进行完善。     

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有关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在规制的严厉化、立法的专门化和司法的多样化等方面呈现相同的特征;但是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历史整体上较大陆地区更为悠久,二者在法律渊源(立法模式)、规制主体、规制行为和法定刑配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今后,大陆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相应立法,实现立法模式的多元化,废除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并推进司法定罪的专门化。     

单位犯罪研究——立法回顾

法人能否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过去在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存在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到立法领域,亦产生了法律究竟始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对法人犯罪进行规制,我国刑法在规制法人犯罪的立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现行刑法中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作全面的把握,并帮助我们对刑法相关内容的完善作进一步的思考。     

大陆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完善——对台湾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借鉴

两岸地区在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规制上有很大的差别。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规制多出现在行政刑法《食品卫生管理法》中,而大陆地区的《食品安全法》基本上不涉及刑事制裁方式。大陆地区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仅设置了两个条文,给这类犯罪的处置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本文拟通过对台湾地区附属刑法立法方式的介绍,提出对大陆地区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集群行为视野下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与治理

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具备社会学集群行为的特点,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网络来实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以及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与一般的集群行为一样,在众多人参与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中参与人理性程度低、有着相对剥夺感,行为匿名性、社会控制力不足亦加剧此类行为的发生。治理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必须改变匿名性、推行实名制,追究行为人责任,并加强对网络空间的言论监管,以制止网络从众行为的发生。     

集群行为视野下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与治理

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具备社会学集群行为的特点,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网络来实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以及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与一般的集群行为一样,在众多人参与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中参与人理性程度低、有着相对剥夺感,行为匿名性、社会控制力不足亦加剧此类行为的发生。治理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必须改变匿名性、推行实名制,追究行为人责任,并加强对网络空间的言论监管,以制止网络从众行为的发生。     

《反家庭暴力法》适用主体探析

《反家庭暴力法》遵循"亲密关系"与"共居关系"的认定要素,扩大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但对"离婚后暴力"的认定没有纳入其中。在离异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与家庭暴力一样,都具有持续性、控制性的特点,将这种暴力行为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制范围符合立法意图和国际立法趋势。     

“危险驾驶”刑法规制之完善——兼论《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的设置,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由于危险驾驶罪立法设置在罪名、罪状、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的犯罪行为在适用法律上仍无所适从。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入手谈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之完善,以期对刑事立法与司法有所裨益。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立法及发展趋向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严密的刑法规制,从而使得此类犯罪的立法模式呈现刑法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重罚化的发展趋向。对这样的发展趋向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尤其要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以及与国外刑事立法的差异性。     

论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不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排除于其调整领域之外.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并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的刑法分析

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但是现行刑法却缺乏对此种行为的立法规制。现实中,如何对这些行为进行定性分析便成了刑法学术界和司法界讨论的热点。     

浅论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恐怖犯罪缺乏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三)并没有将恐怖行为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我国参加的某些国际规约中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我国现行刑法中尚缺乏规制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定.对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进行完善是必要的.建议对反恐怖犯罪单独立法,建立实体和程序合一的立法模式.     

中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趋向比较研究

基于国内、国外两种力量的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刑法立法保护由弱趋强并日益完善,然而在刑事执法层面却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包括刑法立法基础先天不足、刑法适用理解偏差、地方保护主义等.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总体趋向,走一条刑法规制范围适度扩张、规制强度保持克制的保护进路.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的法理解读与立法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把醉酒驾车和追逐驾驶中情节恶劣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是因为该类行为具有抽象的危险性,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为了解决危险驾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责任问题,在适用现行刑法区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础上,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把危险驾驶行为予以立法归罪进行规制殊有必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在立法上仍然存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仍会遇到相关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论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施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开始走入公众的视野。这是立法机关遏制网络犯罪猖獗态势,保障公民生活安宁状态,助力创业创新发展的必然之举。为了实现该罪名的应有作用,有必要阐明刑法规制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原因和路径。从分析当下我国网络安全的现状入手,梳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并结合立法参与者提供的立法理由来探寻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进行规制的原因。同时,通过解构现有刑法理论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体系定位,并借助同中立帮助行为的界分,与既往司法解释的关系,来廓清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规制路径,以期能够推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