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村青年的职业取向

刚踏上人生旅途不愿受命运摆布的青年都会考虑个人职业选择问题。职业选择不仅牵涉到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且能反映出青年人的人生观和政治倾向。马克思指出:“人们只有为了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自己才能达到完善。”(《马、恩、列、斯论青年》70页)我国是一个年轻型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当低,必须把大量劳动力放在农村,所以农村青年的职业选择范围比较小。这就要求农村青年正确处理好个人愿望与祖国需要之间的矛盾。目前青年的职业选择有行业外的不同部门选择和行业内的不同工种选择。农村青年除了参军、上大学以外,一般都很少能在父母的行业外选择职业。社办厂的工人、民办教师、大队医生、社队干部,应该说是农业内部的分工。因为他们并未脱离农村,大多数人并未变换     

马克思资本主义财富生产观探析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财富生产观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思想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历史前提是要使人身获得自由,成为可以自由交换的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是商品,它的生产尺度是劳动时间,它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资本的主体化与劳动的客体化,资本家占有财富,工人丧失财富,以及工人和资本家的权力对立。因此,只有扬弃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才能使人获得发展。     

论民族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非正式约束与本土化实务体系北大核心

社会工作作为解决和应对社会问题的制度化方法,是一个融合价值观、理论与实践的多维系统。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实践除了受到国家方针政策以及社会工作者本身的专业价值、专业技能等因素的正式约束之外,还受到来自服务对象文化持守方面的非正式约束。本文从观念性层次,规范性层次和操作性层次分析了民族社会工作中非正式约束的文化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土化民族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构建的实践策略。     

涨价时代，各国百姓如何应对

在农产品、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今天,生活在世界大城市如纽约、莫斯科、北海道、香港等地的人们。怎样打理自己的生活？柴米油盐的涨价对徽观的家庭开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大城市家庭,与年收入10万美元的美国纽约家庭在消费方面有何区别？在日本大阪,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月薪能买多少个西红柿？多少根黄瓜？多少升汽油？…… 我们收集了世界5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开支情况,供涨价时代的人们参考、对比。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和程序的变革——从模式选择到程序完善

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将导致传统解纠方式和社会调整机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法律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或多或少地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对民事诉讼模式及程序进行变革...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选择

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结合起来 ,突出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性 ,是群众观点在决策领域的升华。扩大公民参与 ,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目前 ,我国公民社会的参与程度还不高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参与的。因此 ,我们应当从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公众利益表达等层面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切实维护公民参与的权利。     

重视群众情绪 理顺群众情绪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观点,指导我们改造主、客观世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高度重视群众情绪,密切关注群众情绪,认真理顺群众情绪。     

联想危机

联想又遇危机。杨元庆坦然承认:“联想的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联想的困境隐含在自身之中,这才是联想的危机所在。联想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杨元庆能不能把这次危机变成一次机会呢? 作为中国的旗帜性企业,在经历换帅和分拆的风暴后,联想的转型是一个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日、韩金融合作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

东北亚金融合作的滞后已经成为导致区域经济不稳定和制约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加强中、日、韩金融合作 ,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更多的开发资金 ,有效地防范区域金融危机 ,十分必要。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 ,中、日、韩金融合作既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又有适合的制度基础 ,关键是要解决合作途径的选择和操作问题。从当前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条件来看 ,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应积极开展中、日、韩之间的功能性金融合作。从成立东北亚国际开发银行、建立中、日、韩之间的清算支付体系和中、日、韩 3边货币互换机制等方面实施合作。     

浅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本文紧紧抓住道德与法的本质,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道德与法的关系上,详尽地阐述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再从制度文化结合、组织管理结合、组织队伍结合三大客观结合和可操作化、示范性和自觉性、习惯性等主观结合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对策与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