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一、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一)个人信息的含义关于个人信息,国内外的立法认识并不一致,采用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个人资料、个人数据、个人信息等称谓.如我国澳门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称之为“个人资料”,而我国内地一般称之为“个人信息”。关于个人信息的界定,学界各有侧重。齐爱民教授提出:“个人信息是一切可以识别本人的信息的总和,这些信息包括了一个人的生理的、心理的、智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等方面。”     

需求识别·精准供给·数据治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之道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存在主体的多样性、对象的差异性和发展的动态性等现实困境,必须重视其真实需求的识别以及精准有效的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强调以精准的供给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供给能力的提升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治理对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培育和塑造数据治理理念,完善数据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创新数据治理平台和路径建设。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与双创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高职院校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党建工作与双创教育可以在建设育人体系、课程思政、双创实践基地时探索融合路径,既发挥党建工作对双创教育的引领作用,又发挥双创教育对党建工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两者双融双促。     

公民网络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及其形成逻辑 ——基于4个地级市的调研

在民主化建设与数字化治理背景下,网络问政方兴未艾.面对问政平台上可供选择的多元问政对象,公民的选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问政对象的主观认知.在选取不同省份的四个地级市一级网络问政平台进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分别比较公民对于市级党政、纵向府际、条条块块中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结果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基于认知行为主义的分析进路,公民形成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取决于职能识辨(谁该帮我)、政治信任(谁会帮我)和权威感知(谁能帮我)等内在认知的作用,多元化的主观认知必然诱发差异化的行为偏好.透过外显的选择偏好窥探内隐的公民认知,对于党政机构进一步明确职责划分、增强政治信任、提升权威水平、改善网络问政效果具有现实意义.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大数据时代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分歧及其调和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无论从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摄的权益内容还是从规范价值的立法初衷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理应界定为兼具"个人属性+超个人属性"的复杂法益。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路径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内部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调整,也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外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刑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困局与突破:大数据侦查发展路径

大数据侦查方兴未艾,公安机关围绕资源整合、挖掘技术和应用三大要素进行大数据侦查的开发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侦查实践呈现出侦查思维发散、侦查力量更新等转变。但由于未形成数据应用范式、结构要素未培育成熟、科技驱动力不足的因素,大数据侦查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侦查思维僵化、侦查资源统筹困难、外部依赖过高的发展瓶颈。侦查机关必须冲破思维僵局、改革侦查机制、培养公安内部大数据人才,为大数据侦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