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编研与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抓住机遇,接受国内外各种挑战,拓展新发展空间的关键时期。档案工作作为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在各项事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编研工作是档案开发利用的重要一环,对于促进档案与业务融合发展、扩大档案工作影响力具有突出作用。"十四五"时期,民政档案编研工作必须紧跟民政事业发展步伐,主动融入民政工作发展大局,找准民政档案"编什么"的方向和"怎么研"的正确方法。     

商用密码技术为民政核对数据安全保驾护航

信息化时代,海量数据在不同场景流转,公民隐私面临巨大的泄露风险,保障网络和数据安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复杂。在民生保障领域,社会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等业务涉及大量居民收入、财产、支出等重要信息,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敏感性、政策性,因此保障数据安全的需求尤为急迫和强烈。     

健康中国·大家谈 卢清君:网上医疗聚焦“三提升”

我国近年来通过医联体、远程医疗协同等方式,让远程医疗覆盖所有三级甲等医院和大部分县级医院以及一部分乡镇医院。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引领新趋势,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     

商业数据权:数字时代的新型工业产权--工业产权的归入与权属界定三原则

商业数据界权包括确定其权利的性质和权利的归属。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法律体系的建成,为数据界权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和法律前提。数据界权首先应基于个人信息与数据、商业数据与公共数据等基本范畴的厘清。基于商业数据的固有性质以及工业产权的历史逻辑和制度内涵,商业数据与信息保护类工业产权具有深度的契合性,有必要将商业数据纳入工业产权序列,作为数字时代具有标志意义的一种新型工业产权,并可以成为与商业秘密相对称的商业数据权。商业数据界权需要确定商业数据的适格性--可保护条件。商业数据的适格性包括受保护数据的合法性、集合性、管理性、可公开性和商业价值性,即以合法形成的规模性数据集合为客体,并采取管理措施的可公开性技术数据和经营数据等信息。商业数据具有单一性、复合性和动态性,商业数据权暗含着所涉权利的分层性,其权属界定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将复杂或者貌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遵循投入原则、分层原则和责任原则等三原则。     

数字行政法的形成与构造

【专题导引】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飞速发展,至少带来了行政法治的三重变迁。第一,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对象,由此产生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形成网络监管、数据处理规制、算法规制等新的行政活动领域;第二,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工具,数字化转型深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政府工作新形态,推动形成了运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制度规则体系;第三,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环境,对行政的观察、监督、审计等在网络空间、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活动中得以开放性、多中心、持续性地展开。在“行政法发展史最重要的一次变迁”中,数字行政法的形成及其构造成为最重要的行政法治论题。     

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要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坚持质量、绿色、品牌和科技等核心要素,植根于县域,依托乡村农业资源,以农民为主体,积极创新创业,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业态丰富的产业体系。为此,可以从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重视质量、绿色、品牌和科技四要素,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等方面寻找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数字环境中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探论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字环境既是实践背景,又是技术工具,也是研究对象。在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特征日渐突出,数字技术重塑着舆论格局,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已经成为现实吁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画像、对思想问题进行研判和预测、进行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等,有效提升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也存在着隐私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方法论问题等诸多现实难题。科学建构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将科技智能与实践智慧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互动中取得进展。     

经济犯罪案件数据化侦查路径探析——以山西省为例

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化侦查模式已成为当代打击经济犯罪的趋势,可通过数据比对、数据碰撞、数据挖掘等数据研判技术,将数据转化为经济犯罪侦查情报和线索,继而落地进行数据缉捕和数据追赃工作.经过对数据的循环利用,实现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全领域、全链条的波次打击,将大幅度提升经侦部门执法效率、破案水平以及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能力.     

公民网络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及其形成逻辑 ——基于4个地级市的调研

在民主化建设与数字化治理背景下,网络问政方兴未艾.面对问政平台上可供选择的多元问政对象,公民的选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问政对象的主观认知.在选取不同省份的四个地级市一级网络问政平台进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分别比较公民对于市级党政、纵向府际、条条块块中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结果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基于认知行为主义的分析进路,公民形成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取决于职能识辨(谁该帮我)、政治信任(谁会帮我)和权威感知(谁能帮我)等内在认知的作用,多元化的主观认知必然诱发差异化的行为偏好.透过外显的选择偏好窥探内隐的公民认知,对于党政机构进一步明确职责划分、增强政治信任、提升权威水平、改善网络问政效果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