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自强是“全球南方”国家解困之道

<正>2024年1月19—21日,不结盟运动第19次峰会和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在乌干达坎帕拉召开,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应邀出席并致辞。中国领导人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首脑峰会,既表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政治身份,也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和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分量,更体现出联合自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     

伊拉克政治重建简评

8月18日,由近1300名代表参加的伊拉克国民会议曲终人散;9月1日,经此次会议选举出的百人临时议会正式"挂牌营业"。这标志着继今年6月底美英联军向伊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来,伊拉克政治重建按既定"程序"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诸多的阴影预示着这一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

2011年中东剧变后,部分政权更替国家相继启动从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的政治转型。然而,中东政治转型至今依然步履艰难,"民主化"失败迹象明显。其根源在于民主药方与中东地区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巨大错位:中东需要真正的革命,但"民主化"不仅难以实现彻底变革的诉求,反而会使其偏离变革方向;阿拉伯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但分权制衡只会导致中央权威弱化;政治制度变革脱离中东地区国家国情,最终引发水土不服。在可见的未来,中东政治转型仍将曲折前行。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及前景评估

当前,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哈马斯问题,以及中东民主改造等方面均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自九一一事件后在中东推行的霸权战略的缺陷有关。首先,在理论层面,美国放弃了行之有效的现实主义,因而也就丧失了明确的利益诉求;其次,在操作层面,美国新战略设定的目标超出美国自身能力,而通过民主改造实现反恐目标,则犯了将复杂现实简单化的错误;最后,美国丧失了国际合法性,因而不得不付出额外成本。中东地区秩序十分脆弱,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彻底改造中东的社会结构。因此从长远看,美国全面介入中东事务的做法,只会使美国国力透支,陷入衰落境地。     

对利比亚战争的战略解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战争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严重失衡的必然产物。目前,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但其影响和由之引发的问题逐步显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利比亚很可能成为西方体系中的附庸和跟班,阿拉伯民族复兴之梦日趋渺茫。战争的非正义性使西方赢得眼前,却可能失掉长远。     

“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借助“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为其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政治话语起源于西方文化的两大痼疾：一是普世性与排他性结合导致的等级性文明观,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背离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在殖民主义时期,“文明与野蛮”叙事主要由基督教宗教认同、白人种族主义及西方制订的国际法理论构成,并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后殖民时期,这种“文明与野蛮”叙事的标准则日益从具象到抽象,更多借助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视为“现代性”“人权高于主权”等更抽象的标准,并服务于新帝国主义扩张。从结果看,这种文明标准通过制造“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人为将世界分为两个彼此隔绝、相互对立的世界。此外,“文明与野蛮”叙事还塑造出“反文明的文明观”,并由此导致整个世界日趋“野蛮化”,形成等级性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文明观”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美国为何热衷策动“颜色革命”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热衷于制造“颜色革命”，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大搞政权颠覆。“颜色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需要宣扬激进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实现社会秩序彻底变革（尤其是生产关系改造），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但“颜色革命”并没有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诉求，也不会彻底实现社会生产关系重组，而仅仅是推翻现行政权。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     

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文明问题上坚持“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在实践中倡导“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这种等级性文明观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要想避免陷入新一轮战乱，亟需从“文明冲突论”转向“文明交往论”和“文明互鉴论”。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应运而生。这一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对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