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教学实习与教改

公安院校实习中的问题由来已久,"一加一"等教改模式的实践与论争也令人注目。理论与实际两张皮若即若离,使教改带有盲目性。实际的着眼点和效果,偏离了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对教学实际与教改实效进行思考,能激发教改者们的忧患意识,以寻求真有效益的改革之路。     

犯罪心理画像论

犯罪心理画像是在研究罪案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心理学原理和技术,透视案件痕迹物证中的心理痕迹和心理现场,在重建犯罪过程中分析未知案犯的形象和行为、动机、心理过程、心理特征群等,从而确定作案人范围的侦查技术。考察犯罪心理画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心理画像的实质是心理现场的重构,其逻辑线索是一种侦查推理,是关于作案人情况的假说。其归纳式心理画像和演绎式心理画像可结合起来,用其长处,避其短处。在借鉴现场分析、心理侦查、行为证据分析、地理画像等方法的基础上,我国应建立犯罪行为人性状和特征的数据库,完善相应的指标体系,以提高心理画像技术的科学性。     

侦查模式评析

现代侦查程序与古代侦查的不同在分权与制衡。侦查模式是发展的，不会停留在古代。侦查活动需有行政效率。我国司法的行政化，有赖于彻底的司法改革。当事人主义不是一种侦查模式。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有优劣，我国侦查模式并非超职权主义的。“由供到证”并非侦查模式，“由证到供”不等于物证本位。它们需要辨析实际案侦中的供证关系。评析案侦构成模式及其“转变”。无论案侦抽象要素与技术要素，寻找模式规律都需要积累经验。转变观念与转变模式难以同步。     

略谈侦查学的研究方法——与《侦查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商榷

关于侦查哲学与侦查科学的分类,缺乏起码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关于侦查思维的点线面与其立体性,孰优孰劣?思维的进度是受制于环境激发的,每一类思维都有其一定条件下的作用,它们互相支撑与补充。关于侦查行为与侦查措施的关系:侦查行为不单是法律行为,侦查行为中也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要考虑;反过来,侦查技术中也有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构建侦查学体系,除了哲学方法,还应该有各个层面的相关理论方法的支撑,侦查学的研究方法应该立足实际,具有立体性、开放性和动态性。     

评技术侦查之论争

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是授权还是限权,其内涵和外延是限缩还是扩展,隐匿身份和控制下交付是技术侦查吗,技术侦查是否等于秘密侦查,争论不休。技术侦查的审批与不审批和审批之宽严,牵涉到狭义与广义之争。狭义的技术侦查是一种秘密侦查,它需严格的审批程序。其合法性,需要限缩质证和庭外核证等方式方法。这是秘密侦查入法的一个起点。技术侦查的合法化,会使司法活动更倚重物证,侦查监督和司法救济也会跟进。新法的缺陷里,有立法的局限与技巧问题。     

论侦查对抗及其谋略

侦查活动是一种活力对抗,其攻防的明暗、态势的不对等,必然使其具有对策思维的谋略性,侦查谋略的运用不可避免。在探讨谋略思维和侦查谋略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明确侦查谋略在侦查对策中的位置。     

沉默权之我见

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但从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民主诉讼、准确司法的角度看，有必要确立沉默权。“不必自我归罪”是沉默权的司法原则，侦讯仍是一种取证手段。沉默权不能同“老实交待”对立起来。强调“认罪服法”与“不必自我归罪”原则是相冲突的。“不必自我归罪”并非不可以“自我归罪”，“坦白从宽”应得到兑现。被迫供述与自愿供述都可采用为证据。     

论刑案侦破机制

“命案必破”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现实需要,也较符合现时的国情,同时也隐藏着现实危机。刑案侦破的长效机制,应该从理顺人事管理,建立“信息导侦”的情报网络,立足队伍素质提升,“科技强侦”,建立内外协作机制,“多警联勤”,等方面,结合本地实际着手构建。     

诚信·法规·职业道德·行业心理训练

大学教师学生都需要进行职业心理训练，正确处理严格监考与诚信考试的关系。社会从业人员，都有其行业心理要求和社会职责的履行。履行职责，时而会产生法律责任与道德规范的矛盾，道德责难也就时常难免。警察院校应该对从警人员进行诚信执法与职业道德的心理素质训练，并对这种训练进行实证研究。     

刍议治安调解

对治安纠纷,公安机关可以不再“一管到底”,这是一种不确切的表述。正确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规范的治安调解,不能弱化公安机关的调解职能。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强化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职能。而要强化其调解职能,就需要提高公安民警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