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人类社会已经由工业经济时代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重要价值在得到完美彰显的同时。因为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知识产权也因此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知识产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也因为网络信息和技术的开放化变得更加模糊。知识产权在面对这一重大问题中,也开始逐渐向公权化趋近。知识产权自身也因此具有了公权和私权两种权利,并且两种权利在知识产权中有互相协调的重要作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求错位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县级政府责令乡镇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时,县乡两级政府之间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依据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乡镇政府切实按照县级政府的指令提供公共产品有两个条件的限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认为在现阶段这两个条件是不满足的,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错位的原因。应用张维迎的变压器理论,本文发现农村公共产品"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过低也有力解释了农村公共产品供求错位问题。因此,从满足乡镇政府按照县级政府指令运作的两个条件,以及增强农村公共产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四方面入手,本文提出了扭转农村公共产品供求错位局面的政策建议。     

论儒家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及其普世化的可能方式

当代的全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价值观念,树立新的价值观.对此,儒家传统价值观将会提供宝贵的资源,从而显现其普世性意义.但要把儒家价值普世化,端赖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力上的日渐强大;需要同世界其他文化传统进行对话和交流;也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国际社会大力倡扬和传布;而建立诸如孔子学院这样的儒家文化传播机构.是其普世化的有效方式或途径.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若干法律问题

精神损害赔偿是救济人身权利损害的一项重要法律手段 ,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已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证实。但如何确定赔偿数额 ,时下司法实践却做法不一 ,理论对此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主观化、客观化、类型化和标准化问题略述浅见 ,作引玉之砖     

法典化以来中国犯罪的刑法生成趋向

法典化以来中国刑法呈现犯罪化趋势，呈现法定犯比重趋大化和危险犯形式趋多化两种形态。中国法定犯的刑法生成的目的是秩序与安全，刑法生成内容是扩容与增量，表现为设置危险犯和多采空白罪状或叙明罪状以及大一统立法模式，应警觉法定犯的刑法生成过于功利倾向以及可能带来的新的制度风险，适时激活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危险犯形式趋多化表现为涉罪范围扩张、单位危险犯的犯罪种类增加以及抽象危险犯的犯罪种类扩大，应适度拓展故意抽象危险犯的刑法制度供给以及合理配置其法定刑，以充分保护法益。     

检察改革重在实现检察司法化

目前，我国检察体制与司法制度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表现为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偏离，这已影响到我国检察机关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检察改革势在必行。检察改革是一项重大课题，其首要任务就是检察机关的定位问题，准确定位有助于把握改革的方向。检察机关定位的核心内容在于，检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检察官属于行政官还是司法官。根据我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政策，我国检察权应当属于司法权，检察改革的核心应当是检察司法化问题。     

日本“开发性进口”的发展与我国的对策

开发性进口是日本食品加工产业近几年来所采取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它以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开发进口对象 ,以与国产商品差别化和按自己的标准采购新商品为特征 ,在低价格化和确保一定利润的前提下组织开发性、垄断性进口 ,对本来地位相对降低的日本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填补农产品自给不足的缺口和满足日本国民的饮食需要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进出口双方也是互利互惠的。我国是日本开发性进口的主要对象国 ,研究进而有效地利用其发展规律 ,对巩固和扩大对日出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无“信”不立

“信”乃人言也．人与言合成一个单字作为表现形式，突出了当年造字者对人言的格外重视。     

制度创新: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根本途径

解决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矛盾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创新,这是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根本途径.为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好又快地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扩大党员和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切实转换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肃清封建专制思想残余的影响;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潮流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进社会管理格局的转变,积极培育理性成熟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