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益事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公益事业单位既是中国事业单位集群的主体,也是分类改革后能够继续保留在国家事业序列内的唯一类型。现有公益事业单位虽然在职能目标上符合国家事业的要求,但在组织形态上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成为"现代公益事业组织"。在法人自治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是现代公益事业组织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公益事业单位内部治理模式改革的核心是构建与组织属性相符合的法人治理结构。公益事业单位由于其职能范围的广泛性、组织地位的独立性以及行为目标的公共性,适宜采用"理事会+执行负责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还应建立一个由利益相关人广泛参与的共同治理架构。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企业决策制定、资源组织配置、成本及效率等有决定性影响。我国的公司治理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的推进,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在近十年得到发展,但是由授权投资机构代行国有资产所有者权能而引发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关注与解决,国有企业股权特殊性造成的公司内部权利配置失衡状况依然比较严重。本文围绕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剖析,以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有所裨益。     

公立高等学校性质的行政法透视

近些年发生的以高校为被告的案件层出不穷,但司法机关应当以何种立场来解决涉高校的诉讼案件却缺乏统一标准,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对高等学校性质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没有足够的认识。事实上,无论是将公立高等学校定位于一般的事业单位,还是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抑或第三部门,都难以自恰地解释高等学校在实践中存在的多重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多重法律关系和法律纠纷,但如果将其定位于公务法人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上述缺陷。     

也论一物一权原则

集合物、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公司法人等新型制度不断涌现,对传统的一物一权原则形成了挑战与冲击。笔者通过对上述制度的深入剖析,认为现代法中,其存在并非动摇一物一权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     

论董事的概念

从形式意义上而言,董事是由公司选任产生的经营决策者或管理者;从实质意义上来说,董事是处于董事职位上的任何人。但形式意义上的界定具有明显不足。董事不仅是一种身份或职位,更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在公司实践中,某些主体并不具有董事职位或身份,却行使着董事的职权,或者对公司施加经营决策上的影响,成为公司自主经营的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另外,一些董事的职责和功能被侵蚀或扭曲,成为了一种异己力量或者变异的身份。各国立法对这些现象的规制有一定的差异。我国立法上对上述问题的规定急需完善。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

国家作为股东之一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经济犯罪如何定罪取决于犯罪人的主体身份,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本文从当前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经验出发,对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及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论述,并对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确信与限制——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法哲学思考

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之一是国家,公共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共同组成了所有权的谱系,国家所有权是公共所有权的类型之一.我国对于所有权类型研究的方法论值得深刻反思.国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应当得到确信.全民所有是国家所有权的价值定位和合法性依据.民法中的国家,作为一个特种的社团,自古和率先被承认具有独立人格.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的人格应当与其公法人格相区分,并且受到公共利益的严格限制.     

社会募捐行为初论

我国学者从捐赠人与受益人关系角度研究社会募捐行为,认为社会募捐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研究视角和观点很难解决募捐余额归属和政府对社会募捐监管问题。应从募集人角度以行政法研究方法分析社会募捐行为。社会募捐行为是公务行为,是获得授权的特定组织为公益目的而开展的财产募集活动,应当符合公务行为规则的要求。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改革的对象主要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机构 ,主要内容包括组织管理和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和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其经验对我国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与举报人保护制度之构建——澳大利亚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传统的法人犯罪惩治机制建立在单一的刑罚威慑框架之下,其以膨胀刑法条文、严峻刑罚为主要手段,未能有效遏制日益突出的法人犯罪问题。基于对单一国家规制模式的反思,国外出现了以赋予合规计划诉讼及量刑意义为具体手段、旨在提升法人组织自主犯罪预防效率的各类立法与司法实践。企业法人组织是否依据其自身文化、所处行业及销售规模等“个性”因素,设计并执行一套用以鼓励成员个体对企业犯罪事实积极予以披露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是鉴别具体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通过对“合规计划”这一概念中的规范与社会性要素加以描述与强调,由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企业治理委员会制定的《企业治理原则与最佳操作指引》提升了合规计划妥善保护与激励举报人的整体能力,为我国法人犯罪治理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