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措施 推动落实 切实加强区街人大工作和建设

中央和市委就加强区县、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提出具体规定和要求,对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健全组织制度和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水平,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开区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先后召开了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机关专题学习会、各街人大工委座谈会、常委会理论研讨会进行学习,结合当前区街人大工作和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今后工作措施进行了交流讨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抓好工作落实。     

“三不腐”机制在规范高校权力运行中的思考

"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党中央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将"三不腐"机制运用到高校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中,是有效遏制"象牙塔"腐败和消极腐败的治本之策。     

讷河监狱服刑人狱内手机诈骗案分析

讷河监狱服刑人狱内手机诈骗案具备"裸聊"、"约炮"以及"骗财骗色"这些舆论热点因素,一度占据各网络热搜榜首,如今案件虽已处理结束,但我们应该客观分析案件的发生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整顿,同时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监狱的安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NPO 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及其借鉴

NPO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是对遍布全球的非营利组织集体性自愿问责实践的回应.俱乐部标准和俱乐部监督与执行构成自愿问责俱乐部的制度框架,并形塑了三个基本功能：规范功能、标示功能和增益功能.该理论不仅拓展了非营利组织自我问责的理论涵义,还为非营利组织问责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拓宽了“布坎南俱乐部”的应用范围.该理论同时也存在局限性.自愿问责俱乐部理论尽管生成于西方土壤,但在我国仍具有适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新形态的出现和社会问责意识的增强为该理论的本土化奠定了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     

小机构的大责任——贵州农信社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探索

正贵州农信社每一个小机构都始终有着让所有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做值得尊敬的百姓银行"的大抱负,一直在"小"与"大"之间不断进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探索。贵州农信社由84家"小机构"组成,每个小机构都是独立的法人,跟国有商业银行比起来,称之为"大机构"有些勉强。机构小、抱负却不小,贵州农信社每一个小机构都始终有着让所有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做值得尊敬的百姓银行"的目标,可谓是"小机构的大抱负"。贵州农信社也一直在"小"与"大"之间不断进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探索。     

商洛市人大:任后监督让"公仆意识"更强

"现在我宣布:经过投票、计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健、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郭建中、市监察局局长赵军获得优秀等次".这是2015年10月29日商洛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对"一府两院"有关人员履职评议的一幕.     

论行政审批权力清单的法律标准

行政审批权力清单是规范行政审批的重要制度,但目前在构建行政审批权力清单中存在着审批事项和审批权力设定依据混乱、清单标准模糊、清单形式不一等问题,为此需要明确审批权力清单的法律标准。审批权力清单的法律标准包括审批事项的合法性标准和审批设定权限的合法性标准。审批事项的合法性标准应以《行政许可法》第12条、13条规定为基础,判断可以进入权力清单的审批事项。审批设定权限的合法性标准应以《行政许可法》第14条至第17条的规定为基础,对审批权力的设定依据进行全面筛选,阻止不符合设定权限标准的审批权力进入清单。     

专题询问,如何守住温度和效力

2010年6月,发端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专题询问,从人民大会堂走向省、市、县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殿堂。防止"民主走秀"和"对台词",仍是对专题询问效力的考量。在人大一甲子的新起点上,专题询问如何保持监督张力,递增监督效力,是守望人大制度的题中之义。委员长宣示专题询问"老百姓到底要哪年哪月才能呼吸到不污染的新鲜空气?""环保部门已叫停的企业为何仍在非法生产,迟迟不能淘汰到位?"2014年11月24日下午,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进行大气     

争议解决中的“羽毛球模型”

不好的规则、不良的裁判,对经济活动不会带来良性约束,它们本身就是破坏因素羽毛球馆中有一个现象,业余选手比赛,从来不需要裁判,也极少争议,说明民间活动的主体,都有自发的遵守规则的愿望,有自律形成的秩序,无须外部干预,也能正常运行。而重要的专业比赛,每场配12名裁判,还会发生错误。引入了"鹰眼"后,凡是提出挑战的,大约有一半是误判,说明再严密的监督体制,也难免出错,况且成本高昂。除非十分必要,不能采用这种纠纷解决机制。     

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运行机制研究

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广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将"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纳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之中,将其作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导致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面临诸多障碍。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如何恰当行使、适用范围如何确定以及如何界定调取证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从源头上厘清该项权力的性质,建立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以此促进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力的规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