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

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更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结合之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三大淡水资源“储存库”，气候变化会加速高原地区的冰川消融，改变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增加水资源分配模式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地区性水资源稀缺性危机，使地区性洪涝灾害增多，水治理难度提升。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会产生连锁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效应，不仅影响高原地区国家的水力开发计划与基础设施安全，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而且影响中国的海外水电投资，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水利“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与挑战。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涉及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涉及亚洲的稳定与和平。对此，中国应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维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动态的深度调查与持续性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推动高原地区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与区域合作框架构建。     

冷战后的中国特使外交

中国特使外交作为非传统外交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交事务中, 其无论是在形 式、内容还是在功能上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代表性, 而且制度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发 展出来的一种新模式。特使外交的频繁使用和制度化发展是中国克服常驻外交有限性与外交事务 处理的专门化、多样化要求之间矛盾的灵活化处理, 是对拓展国际利益和实现外交转型的平衡性把 握, 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用国际主流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和融入国际体系的积极选择。     

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北欧峡湾之国--挪威

挪威(Norway),在英语中意指"通往北方之路",因为古代的日耳曼人主要的通商航路中有一条是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北上,叫北航路,即北方之路.时间一久就演变成了挪威这个国家的名字.     

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

如何和平共享越境水资源一直是跨国流域关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合作管理是理性而共赢的选择,其不仅会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拓展和深化,更会推动整个区域的合作,从而使国家间获益的程度和范围远远超过河流合作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维向度。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次区域多边机制,GMS和MRC作用积极但成效有限,缺乏区域认同的制度安排仍是目前该流域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未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需要提升流域一级的综合合作,加强高级别的政治参与。而中国作为上游国家,也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对共享水资源进行更长远、更系统的管理。     

朝鲜“脱北者”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影响

朝鲜"脱北者"问题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20多年的演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周边关系构建的安全性问题。朝鲜"脱北者"在来源、性别、身份、去向上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在国际社会各种势力的插手与干预下,"脱北者"问题逐渐国际化,这不但会激化朝韩矛盾,给朝鲜半岛局势动荡再添变数,而且会引发外交纠纷,影响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发展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     

美国的全球水外交战略探析

水外交是美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美国维护和拓展地区、全球利益的重要工具性手段。美国水外交战略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与布局。通过动员广泛的国内政府与民间资源,依托多层化的国际伙伴关系,美国构建了复合型的水外交战略体系。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美国大约有20多个政府机构或部门及150多个不同类型的组织参与并发挥不同作用,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行政执行体系。美国通过制度建设、政治介入、资本与技术输出等多种手段,深度介入对象国及其所在区域的水资源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提升美国对地缘政治环境塑造的影响力。     

亚洲环境NGO：全球化背景下的角色分析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进程逐渐席卷全球，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成为亚洲环境NGO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环境NGO的数量、类型、活动范围都在不断增多和拓展。亚洲环境NGO的专业技术和信息优势特征、公益目的性特征、组织性和自治性特征保证了其在全球化时代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为亚洲环境治理和保护中的有益补充性资源，亚洲环境NGO职能定位为“倡导”，其试图通过运动、政策研究、法律、游说等倡导方式，倡导公民、政府、企业和其他国际或地区性组织等参与环境保护，共同为实现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而努力。     

马六甲海峡安全问题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马六甲海峡正面临着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新马印尼三个沿岸国除了通过加强巡逻与监管来增强安全系数外,还根据马六甲海峡的地缘特点和安全问题性质,主导性地推动了多层面的安全合作。中国在面对马六甲海峡所存在的安全问题时,应从战略高度来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努力降低马六甲海峡通道使用上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实现海上运输安全。     

建国之初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做出了"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外交决策.在这些外交政策中蕴涵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因素,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反帝民族主义和强调阶级性,具有稳定性、潜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着重要的功能性影响,这一方面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体制的特殊性造就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中,维护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