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操弄到话语权把控:民进党对“公投”有恃无恐

公民投票,简称"公投"。"公投"在西方政治学中理解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全体人民投票决定某些特定议题。"公投"被认为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后流行于美国多个州。而在深受西方政治学影响的台湾,即有法律中规定了"公投"与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直接民权"的表达。     

经济社会一体化:多目标平衡与治理机制

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可持续的源泉,在于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所提供的效率补偿效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质量升级。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是工业型社会转变为知识型、福利型社会的动力,相应地围绕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实施经济政策,成为新常态下效率/福利目标动态平衡的重要取向。     

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探析

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继承和创新。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包括: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主线和灵魂;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国际贡献。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特征及意义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史与逻辑、理想目标与历史生成的三大统一。     

筑梦大陆的台湾教师王孟筠

<正>王孟筠简介王孟筠,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80后的台湾台南市女青年。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师。她从小就很喜欢旅游、阅读和写作。从有记忆那天起,一直铭记父母常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生来就很幸运,台湾岛只是中国的很小一部分。到处去走走看看吧,知识的海洋不是只有在课本里,还有自己经历的所有的人和事物;你走过的地方,都各有她的特色。     

《美墨加协定》对中墨经贸关系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美墨加协定》提高了对汽车和纺织品的原产地要求,协定规则涉及领域广且标准高,并加强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约束。《美墨加协定》一旦生效实施,将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将会抑制中国对墨汽车和纺织品出口贸易,并影响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将会约束中墨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强化了墨西哥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位,从而阻碍中墨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在《美墨加协定》背景下,为了促进中墨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应采取五项对策:合理规避协定对原产地的高要求,拓宽中墨经贸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加强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直接投资的引导,保障中国投资企业合法权益;借鉴《美墨加协定》的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努力提高中国自贸协定水平;尽早启动中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公平竞争,争取墨西哥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就业优先的阶段性内涵与生发机制

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战略名词，就业优先惟有明晰其阶段性和针对性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的魅力。结合低中高收入水平及其各自所处阶段的发展均衡陷阱，以反贫困、反对不平等、实现 充分就业与体面就业等阶段性主要任务为媒介，可探究就业优先的阶段性内涵与生发机制。总体上就业优先的 内涵变迁可拾级而上形成三个阶段，即努力实现市场化就业优先的低等水平就业，追求就业数量优先的中等水 平就业，致力于就业质量优先的高等水平就业。就业优先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性内涵依次对应收入水平的低等、 中低等、中高等不同阶段，但并非绝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并把握好就 业质量优先这一新的阶段性内涵，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任内涵、价值及其策略

信任是一种动机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任内涵包括培育民族信任关系、传递民族信任情感和建构民族信任文化;其信任价值表现为建构中华民族身份、增进民族成熟度、变革民族治理结构和提升民族生活质量;其信任策略包括表达尊重行为、关心共同利益、赋予责任态度和对话化解分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形塑的信任文化指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

以高度的主体自觉进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品格和巨大优势,是加强自身建设、永葆青春活力的重要支撑,是解决党内突出问题和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举措,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及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战略保障。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利于理解党自我革命的经验启示与逻辑体系,更有利于在新的征程上深入探究党自我革命的现实路径,始终保持“再赶考”的心态。     

抓住逆周期调节下“新基建”发展机遇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战场上,经过艰苦努力和巨大付出,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这场战役的攻势日益增强,振兴经济已成为当下工作的重心。然而受疫情影响,消费这一增长动力的恢复尚有待时日,出口因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及全球经济动荡也同样受到制约,于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为代表的投资成为疫情下逆周期调节政策的重要抓手,频繁出现在各级政府决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