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能源合作的进展与不足

作为全球两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中国与美国在确保能源供应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与责任,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机遇,源于双方利益和优势条件的互补关系.美国掌握诸多先进的能源开发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并在能效技术开发与应用领域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中国能源市场庞大,并处于高速发展期,这使其同时具备必需的市场条件和高度一致的政治意愿以推进新能源技术变革.两国的有效合作将为美国企业创造巨大商机,也为中国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两国政府应积极开展对话,鼓励并优先推广那些在经济环境中能体现成本效益的先进能源技术.     

从“治安”到“平安”:“枫桥经验”再认识

"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开展"安全治理"的有效典型."安全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与民众参与的社会平安与民生改善的协同过程.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看,把"治理"运用于"社会安全"领域,能促进社会安全能力的提升,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得到协同推进.     

全球认同生成路径及其困境分析——世界国家还是国家世界?

认同在单元体的构成、互动及全球体系的转换上发挥着变量性作用,既有认同不仅是对以往认同的继承,也是过渡到未来认同的前提和条件。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实现有着碰撞、分离、甚至冲突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着天然的重叠、交叉或融合。总的来说,人类的认同朝进步的方向发展,世界国家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西北：国家安全的重要隘口

2008年的西藏事件、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再清楚不过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西北部安全的复杂性。但2010年以来,中国与一些国家围绕海洋权属问题发生的纷争,则又把人们的视线拉到了中国东部沿海。国家安全的压力必然来自多个方向,然而捍卫和保障西北方向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来说却有着基础性的意义,任何时候都放松不得。     

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

西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霸权正在走向终结,曾经推动西方崛起的现代化革命,如今已惠及所有国家。因此,19世纪发展起来并为中心——边缘世界秩序(core-periphery international order)奠定了基础的国家间实力差距(power gap)正在缩小。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世界由有中心的全球体系(centred globalism)向去中心的全球体系(decentred globalism)转变。与此同时,当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的同时,主要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程度也正在缩小。事实上,当代世界中所有大国在某种形式上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兴起中的世界新秩序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比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呈现的要小得多。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同质性是否将在四种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中引起地缘经济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是否会超越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消弭了彼此的分歧?当代世界会出现像20世纪初那种不同类型而互为冲突的资本主义模式吗?或者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协和资本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有可能仍然会处在一个政治上分化的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世界。由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地缘经济竞争将不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发生。     

友国在哪儿奥巴马东亚行的“权衡”

两次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有甸名言：“一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但美国在二战后打造的盟友体系，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美国“国安会”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成立国安会,主要是中国"大安全观"的需要,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影响进而主导世界性事务的需要,是保护大国民的需要,是中国崛起、中国对外大战略起步与运作的需要。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大战略渐入人心的结果,意味着国家安全决策进入长效机制化阶段。但是成立只是个开始,要实现初衷和宗旨,还需要一个积极探索的过程。     

关于日本“出云”舰下水的几点思考——以海权的角度

冷战结束后，海洋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日本的海权思想也随之发展演进，发展海上武装力量成为其重要结果之一。受各种条件制约，日本无法研制和装备真正的航空母舰，而只能发展类似直升机航母的准航母（日本称为直升机驱逐舰）。此举既迎合了美国遏制中国的需要，也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海洋安全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增加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对美国海军的依赖。     

克里米亚闪电入俄的经验与启示

俄罗斯推动克里米亚闪电入俄，是对俄不断遭遇美欧战略挤压和安全包围的强烈反弹，标志着地缘政治新的博弈。俄罗斯综合运用了外交、国际法、经济以及军事介入等手段，并利用了美国的弱点进行反击，充分折射出美国霸权的局限性。对中国突破周边困局提供了难得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