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主权治理的全球态势与中国应对

在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跨境数据的管辖及控制问题催生了数据主权诉求。美国、欧盟和中国等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数据主权战略部署,法律与地域的差异导致了司法管辖权和数据控制权等方面的争端。我国应当积极为制定国际协议建言献策,推动数据主权治理的国际合作,完善本国数据主权战略,在捍卫国家数据主权与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的同时寻求创新发展。     

2020年12月政务活场

1日,常务副省长梁桂主持召开2020年第5次安全生产工作月度会出席中国织法律服务委员会西安中心、“一带一路”律师联盟西安中心、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和国家生物安全证据基地揭牌仪式。     

论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兼评RCEP投资待遇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解释往往涉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但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多有分歧。通过对仲裁实践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得出，公平公正待遇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使得判断东道国违反待遇标准的责任门槛较高，但待遇的内容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就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而言，当下主流观点认为不需要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在此情况下，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内容宽泛，并且判断东道国承担责任的门槛较低。我国签订的RCEP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但其中部分条款内容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者权利与缔约国义务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缔约国被诉的风险。对此，可尝试通过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内容和设置例外条款的方式，以增加公平公正待遇的明确性，对仲裁庭自由裁量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对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主权的均衡保护。     

中美贸易争端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基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第三国增加值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17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增加值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同时亚洲经济体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增加值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值,表明中国不仅已经开始进行产业转移,而且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通过承接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日益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产业转移日显重要。因此,中美贸易争端将会给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所谓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或者"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世界各国解决岛礁争端的主要模式与启示

岛礁主权争端事关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争端,是考验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通过梳理发现,世界各国主要通过国际司法解决、政治手段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军事手段武力解决、全民公决等模式应对岛礁主权争端,这些模式是各国应对海洋岛屿主权争端的常规做法。总结梳理这些做法,对于我国应对和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岛礁争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拉美国家在WTO改革中的立场和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球治理领域的长期工程,其未来走向直接关系到各WTO成员的利益。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WTO成员在WTO改革中的影响力最大,其动向最值得关注,并正在积极提出建议或表达诉求。拉美国家同样已经在WTO平台和非WTO平台采取积极行动、表达自身立场。本文梳理了拉美国家在WTO改革中的行动和立场,并分析拉美国家在WTO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世界各大区域中,拉美国家发挥的作用大于大洋洲和非洲地区,小于北美、欧洲、亚洲地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将是拉美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扮演影响者的角色。其他拉美国家则将扮演跟随者的角色。同时,拉美国家内部也存在利益协调问题。其中,巴西的动向最值得关注。中国应积极寻求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推进WTO改革。中国和巴西之间虽然存在利益分化,但也存在多种合作的可能。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遵循"抓大不放小、一事一议、多种平台"的思路。     

司法迁就转向法治治理：基层法院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乡村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在调整人们关系中民间法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由此便引致了基层法院审判职能困惑、司法方式随意、审判依据虚无及审判权威缺失等问题。实际上,我国当前乡村司法法治化条件业已成熟,如持续广泛的普法教育,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及诉讼能力;变动的乡村社会规范结构,改变了礼法等思想的支配地位和影响范围;转变的乡村社会矛盾,涌现出大量的新型民间争端;优化的基层法官队伍,彰显出优良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不过,坚守法治之路并不代表着绝对垄断司法专业化、绝对运用审判技术、完全排斥诉讼契约、全盘放弃调解方式,村司法法治化道路必然是一条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外交的应有作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新尝试。但是,欲将这一尝试变成现实,中国需要克服南海争端带来的负面影响,争取使一些国家摆脱"利己性"的束缚,以及削弱美国和日本的介入引发的消极作用。中国应该扮演体系内国家的积极角色,传达和平发展的讯号,遵守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并妥善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     

国际海洋划界裁判中的“司法能动主义”——以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为例

国际海洋划界是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领域。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完成200海里外大陆架提案的审议工作之前,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争端当事国开始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在裁决200海里以内海洋边界的同时,一并划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鉴于CLCS避免卷入海洋划界争端的一贯立场,国际司法机构如若坚持以"定界"为"划界"的前提,便有可能产生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管辖权黑洞"。为化解这一僵局,国际司法机构近年来坚持严格区分"定界"和"划界",同时为管辖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端创设了门槛标准,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然而,国际司法机构裁决200海里外大陆架界线时产生的新问题,亦反映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局限性。综合国际司法裁判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未来国际司法机构应适度回归"司法克制主义",谨慎对待"管辖权黑洞"问题。     

中国海权发展相对缺失的美国因素——以钓鱼岛争端为例

海权之争在世界历史和大国地缘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海权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作为陆海兼备的中国,海权发展却相对缺失,其中美国的不断介入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中美两国没有直接的海洋领土争端,但美国却经常利用与中国有领海争端的周边国家制约中国海权发展。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便时常插手,成为推进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筹码,为钓鱼岛争端的解决增添了不稳定的变数。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谨慎处理海权争端中的美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