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欺凌青少年的“沉默真相”及其行动逻辑——基于代际情感互动的视角

受欺凌青少年向父母保持"沉默",隐瞒被欺凌经历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从代际情感互动视角出发,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发现,当子代向亲代部分或全部披露欺凌事件,亲代继续实践日常情感互动模式会产生"虚假情感理解"甚至对子代进行身体惩罚,此外长时间的不良代际情感互动会导致受欺凌子代产生负面预期,为避免痛苦"再生产",理性的个体以向亲代保持"沉默"来进行自我保护。代际情感共同体建构是受欺凌子代实现共有感受期望的前提,代际情感互动的时空界限是真实理解受欺凌子代情感需求的基础,消解或转移受欺凌子代负性情感是打破沉默的关键,进而有助于家长理性参与校园欺凌干预,防范校园欺凌风险。     

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     

以“四个强化”为抓手 构建“企业片、商业圈、产业链、行业线”党建共同体

近年来,济宁市不断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综合考虑企业属性、商业分布、产业类别、行业特点,围绕区域互动、产业驱动、行业联动、示范带动,着力推进"企业片、商业圈、产业链、行业线"党建共同体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工作赋能高质量发展。强化区域互动,建设"企业片""商业圈"党建共同体。在省级以上园区,设立园区党工委组织部,明确每个园区配备不少于5名工作人员。高标准建设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红帆驿站"。根据地域分布(一区多园)、产业类别或非公企业集聚等情况.     

环境治理犯难? 这份文件出实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文件提出的举措,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为目标,而达成目标的方式,可以说颇具亮点。     

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     

政治生态构建:新时代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协同互动

政治生态是新时代下党的建设的新表达,是一种复合型系统性概念。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配合,同向同时发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提出的新理论,是党的建设的创新之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协同,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它们具有不同的运行机理,但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实现两者的协同互动要构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协同互动的政治生态、找准结合点,进一步推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充分结合。     

从主体互动看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地方创新动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方面,浙江省首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口。2016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车俊在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声势浩大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此拉开帷幕。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发展历程为基础,通过分析当前"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利益主体的状况,可讨论得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机制:"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终极核心价值理念;省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合力领跑改革是改革得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助推力;行政法规、法律的完善和信用制度的维护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强大保障;"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是政府改革措施进行必不可少的工具要素。     

政民互动平台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平台赋权和议题匹配的比较案例分析

基于平台赋权和议题匹配两个维度构建政民互动平台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分类矩阵,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政民互动平台对公众的赋权充分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互动性;政民互动平台设置的参与议题与公众诉求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获得感,二者的交互效应影响着公众参与有效性,并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间的差异。加强平台赋权的制度建设、构建议题设置的协商机制,是政民互动平台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