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谈

1.以"价"乱真赵立坚近日转发了一张图,图上文字写道:"中国取得的积极成就如何在西方媒体面前显得可疑?简单!只要在标题加上‘代价是什么?(at what cost)’"图中收集了不少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内容不同,标题格式却如出一辙:"一年后的武汉:这座城市似乎不再受到疫情威胁,但代价是什么?""中国绿色转型:代价是什么?""中国经济看起来趋于稳定,但代价是什么?"……赵立坚对此发出灵魂拷问:"西方媒体在混淆是非方面非常成功,但代价是什么?"     

论道德代价调控的观念、目标和模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当前必须对道德代价进行积极的调控。调控道德代价，首先在观念上应确立起科学的发展现和代价观；其次，必须树立一个明确的道德代价调控目标，即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必要的道德代价最小化；再次，必须建立和完善低道德代价发展模式。     

“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代价的当代反思

"文化大革命"崇高的道德理想演变成空前的道德灾难,需要深刻反思以就鉴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极端的道德人格追求与扭曲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持续革命的指导思想与道德建设革命化的武断粗暴,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与阶级道德压倒一切的伦理失序,否定传统道德文化与否定现代道德价值理念的道德虚无主义,狂热的非理性偶像崇拜与道德榜样塑造的"雷大雨小",是造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源,也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需要吸取的教训并尽可能避免的方面。     

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

正只要思路对头、路径对头、方法对头,在加快发展中积极主动地保护生态环境,完全能够实现发展与生态、富裕与美丽的双赢。理论之树长青,实践之路常新。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闪烁理论光辉,充满实践智慧,饱含民生情怀,不仅对贵州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对全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     

浅谈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代价观

发展成果的获取是以代价的支付为交换的。发展代价的支付是与发展过程共生的。发展代价观是对发展与发展代价之间关系及取舍的判断。发展代价观是改革的决策标准与重要原则。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改革思想蕴含了深刻的发展代价观。邓小平的发展代价观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发展代价观的含义、邓小平发展代价观的内容以及方法论意义三个方面分析,对正确评价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分析视角下管窥群体性事件

运用政治学中利益分析法对群体性事件重新定义,通过对民众正当利益诉求和冲突双方利益矛盾的分析,探索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和利益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提出代价计算的概念并从利益分析角度理解群体性事件,随之提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环节,即民众通过代价计算后决定与冲突对象抗争、冲突对象触及民众利益底线却不愿分割既有利益引发冲突、有着相同被剥夺感的多数人,并提出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三个阶段的处置对策,最后探讨有关处置原则的问题。     

等待是最大的代价

正伍正华在2013年12月25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先后进行了13次大的体制编制调整,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阵痛,每一次阵痛都带来军队建设的整体跃升。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一支军队而言,不怕转型阵痛,就怕丧失痛感。谈及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有军事专家形象地说:过去是"家里"不安全,现在是"家门口"不安全。     

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与代价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与代价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二重性。当代中国社会既处于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社会风险增大,进入高风险社会阶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与代价学说主要是关于特定社会发展的二重性理论,但它对一般社会发展的二重性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中国应充分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与代价这一理论成果,趋利避害,努力建构制约人为性代价的社会运行机制,力求达到发展成果的最大化和付出成本的最小化,以便实现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成功转型。     

气氛的代价

2013年11月1日16时许,广西一爆竹厂爆炸,11人死亡,17人受伤(其中数名系危重伤员)。记不清这样的报道有过多少次了——2009年2月9日20时20分,位于北京市东三环、总造价高达50亿元人民币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北配楼突发火灾,大火燃烧了近六个小时,火灾导致一死(一消防中队长殉职)八伤,事故系违规燃放烟花所致,这座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央视新大楼就这样毁于烟花爆竹之中;2011年2月,造价27亿余元的沈阳第一高楼、也是沈阳第一家白金五星级国际酒店,在大年三十被烟花     

认识论视阈下的社会发展代价

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从认识论视角研究当代社会的发展代价,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这种研究不能停留在社会发展代价边界的把握上,还需要搞清楚社会发展代价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及对实践主体付出代价实现发展的行为进行认识论的分析,从而从认识论的视角勾勒出社会发展的和谐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