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社会底层人员罪犯的犯罪原因研究——基于“从监狱押犯构成透视社会管理创新”的课题调查

近年来,社会底层人员犯罪呈逐渐上升趋势,调查统计,当前监狱在押罪犯中,社会底层人员罪犯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探究社会底层人员犯罪原因尤为必要。就社会底层罪犯的犯罪原因而言,诱生因素存在于个体、社会、家庭三个方面,对于重新犯罪罪犯还包括监狱管理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综合发挥作用,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孤立起来都不能单独产生犯罪的结果。只有深入探究并认清社会底层人员犯罪原因,才能有针对对性地预防犯罪,并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依据。     

论被继承人宽宥制度的适用

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是指当继承人因特定原因丧失继承权后确有悔过行为,经被继承人宽恕后重新恢复继承权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设立被继承人宽宥制度,旨在为有过错的继承人提供改过自新、重新获得继承权的机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限回归——基于2021年德国大选的分析

在2021年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重回联邦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选举环境和选民诉求的变化、社民党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对选举策略和候选人形象的调整、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与联盟党的相对式微所带来的选举机会是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相对多数的结构性原因.虽然社会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重回议会多数,但是从选举得票率的有限、组阁谈判中的受限以及意识形态的调整等方面可以看出,该党的重新执政其实只是一个"有限的"回归.德国新政府成立之后将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社民党的应对和调整仍然任重道远.     

中年男人:危机与尊严

生而为人,危机常相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自横刀向天笑,危机多了,也就没有危机了。春节至今,最大的危机,是疫情。而对"中年男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有没有疫情,其实危机都在。从山争哥贺岁档由院线急转网络放送的《囧妈》,到回头又见靳东"大师"的《如果岁月可回头》,再到郭京飞实力演绎的生亦何欢、活得很水的《我是余欢水》……被绿、离婚、绝症,真可谓男到中年举步维艰,命途多舛泪流满面。做人难,做男人难,做中年男人难上加难,于是,国内影视剧踩准痛点.     

读家

热点A中国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2019年12月30日晚,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并要求及时上报。据悉,武汉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病例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     

跨境民族因素对阿巴边境地区毒品问题的影响

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抗苏战争的开展,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毒品产量迅速增加,成为世界毒品市场的重要来源地。阿巴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等跨境民族在"金新月"地带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阿富汗生产的鸦片主要来源于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村庄,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也主要集中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多年以来,尽管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在阿巴边境地区不断采取禁毒措施,发展替代种植,但是均未能清除该地区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长期种植罂粟并参与毒品走私的原因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从历史上看,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有种植罂粟的传统,出售鸦片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政治上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不能对边境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为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提供了条件。此外,一些政党为了拉选票而支持当地人们种植罂粟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从经济上看,种植罂粟的收入要高于种植小麦的收入,贩卖毒品的利润较高是吸引阿巴边境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等民族种植罂粟和从事毒品走私的重要原因。     

窒息相关案件的死因纠错分析3例

导致死亡发生的疾病、暴力或衰老等因素即为死亡原因,简称"死因"。确定死因是法医病理学的首要任务,然而在法医实践中,死因鉴定错误时有发生[1],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3]。对于死因鉴定错误的案例,国内外以个案报道为主,缺乏对鉴定错误成因的系统分析。机械性窒息是法医实践中常见的死因,尸体征象表现为颜面部发绀、瘀点性出血和器官淤血等,称为窒息征象。其不具有特异性,不同尸体变化较大,与窒息相关的案例容易产生误判。本文选取某地经办的3例窒息相关死因鉴定前后不符的案件进行纠错分析,为避免死因鉴定错误提供参考。     

家庭结构与健康风险:基于青少年近视的实证分析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关系密切,但鲜有研究注意到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本研究以近视为例,强调独生子女带来的亲子唯一性和强势社会化对我国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家庭居住安排不同带来的条件叠加效应。基于CEPS数据的分析表明,独生子女近视几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居住安排对独生子女是否近视没有影响,但会显著改变非独生子女近视的几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种效应的大小虽有所下降但仍显著存在。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结构变迁,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也是近几十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不断增高的社会原因。未来研究应就此进行更加丰富的探索,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为全国性的近视防控提供更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