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外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职员郭泰纳夫的两部代表作,利用中华民族对立面的观察角度,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演变作了初步的追溯,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租界制度的扩展,首先在中国官员、绅商中萌发出了公开的不满情绪,并不可阻遏的日益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说帖》,第一次锋芒直指外人在华特权,得到了普遍的拥护;此后,国共两党均成为民族主义的热情鼓动者,并迅速获得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自信。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心声。     

从金融危机到疫情危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问题

强人、国家和民族是民粹主义论述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符号,形塑了民粹主义内在的威权性特质.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到2016年的逆全球化巨变,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社会面临一系列重大危机的打击.在空前的危机打击中,强人政治因聚旗效应而上演、国家威权因政府干预而彰显、民族主义因全球化刺激而复兴,这三方面因素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提供了特定的实践形态、权力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2020年底特朗普选举挫败并未给威权民粹主义画上句号,相反,持续的危机刺激使得民粹主义更突显其威权面向.在后疫情时代,威权民粹主义将把世界带往何处尚待观察,但是一个重新思考政治的机会已然摆在西方面前.自由民主能否和如何在与民粹主义的长期缠斗中胜出,这是西方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国家理念: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

五四时期近代中国面临着更为急切的主权独立和民众启蒙的任务,最为首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要使近代中国真正转型到现代化进程,这就需要国家理念的现代化,对此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本文通过梳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在关系和考察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理念可以发现,存在张力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存在着调适和融合的可能性.虽然五四时期思想的融合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时代使命,但对现代国家框架下实现新的融合有着借鉴意义.     

数百年来学术界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及其新进展

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在中东欧地区存在了近千年的政治实体，对德国、意大利、中东欧地区，乃至于整个欧洲的历史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前，人们对这个帝国褒贬不一。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至上的政治背景下，尽管人们对这个帝国也有过不同的争论，但大都以一种否定，甚至是鄙视的态度，将其视为一个“失败的民族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至上的理论遭到批判和放弃，欧洲也逐步开展和加深了其一体化，国际学术界重新兴起研究神圣罗马帝国的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们逐渐放弃了对这个帝国的负面评价，神圣罗马帝国的优越性和特点也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一些学者甚至将其“过誉”为古代版的“欧盟”。     

粉丝民族主义与中韩关系的嬗变——以中国K-pop粉丝群体的身份演变为主线

"韩流"是中韩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流"在中国的兴衰变化折射出中韩关系的嬗变。政治关系波动是导致2016年下半年之后"韩流"在华影响力大幅衰退的首要因素。但由于"韩流"具有极强的民间性,官方层面的变化不足以完全解释其衰落。作为"韩流"的参与者和被影响者,中国K-pop粉丝群体的集体"反叛"是导致"韩流"在华向内收缩、影响衰减的重要补充性解释。中国K-pop粉丝群体在21世纪前十五年通过内生性和外部性因素塑造起粉丝身份,并在大数据时代形成"饭圈"和"饭圈文化",这为2016年"萨德"入韩事件引发中国K-pop粉丝从"偶像第一"到"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大转变奠定了基础。"饭圈文化"在此过程中与民族主义情感结合起来,衍生出一种新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方式——粉丝民族主义,并逆向对中韩关系产生持续性影响。     

关于新时期两种民族主义的演变趋势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是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进入新时期后,受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波及、现代化进程的诱发以及历史上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残余的影响,两种民族主义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呈现出范围扩大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等新的特征,新时期防止和克服两种民族主义应该继续宣传落实我国的民族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逐渐削减两种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能否重回世界政治舞台中心

近10年来,民族主义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蔓延,也在一些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抬头。就国际政治而言,美国、欧洲等地日益突出的单边排外行动,似乎预示着世界政治有可能重回大国竞争、民族主义对抗的老路。在全球化时代,对民族主义最为有力的回应应该是大力弘扬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1948 年香港工商界“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是当时全国性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到组织起来“反美扶日”两个发展阶段。由于香港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致使香港与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参与主体、关注领域、领导力量、斗争目标和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时,面对共同的“反美扶日”主题,香港工商界与内地青年学生的表现又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都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