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宣告

自然人若下落不明满4年,或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2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法院宣告死亡后,被宣告死亡者的婚姻关系消除,财产继承开始。被宣告死亡者重新出现,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宜告。此时,妻子若未改嫁,除非她反对,否则婚姻关系自行恢复;若已改嫁,婚姻关系不能恢复。孩子如果已被收养,被宣告死亡者也不能要回。     

见证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谋划、组织实施、全力推进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世界贡献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红船精神代代传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第一次公开阐述"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不当得利法体系之再构成——围绕《民法典》展开

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在第三编"合同"、第三分编"准合同"、第二十九章"不当得利",以第985条到第988条四个条文,展开不当得利的法律体系。因循过去的传统,以德国"非统一说"为基础展开不当得利,或许为无法逆转的宿命。但是,非统一说的内涵在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后迭有变迁。如将非统一说按对不当得利法体系的影响程度,大致可分为:第一,无法律上原因判断脉络下的非统一说;第二,要件独立的非统一说;第三,要件效果均二分的非统一说。《民法典》施行后,不当得利法将会呈现出何种意义的非统一说,仍在未定之天。若合同给付返还仍应回归合同法之价值判断,支出型及求偿型不当得利归属于事务处理法体系,侵害权益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有犬牙交错难分难解的关系,则不当得利法成为独立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并非不容挑战。     

论正当防卫中不作为的不法侵害

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单纯不履行民事债务的,也同样。当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即将造成的法益损害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丧失之后履行作为义务的可能性时,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已开始。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维持对法益既存的危险状态,且这种状态的延续仍然在提升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者扩大法益损害的范围,则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就尚未结束。对不作为之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受防卫必要性要件的限制,只有在其客观上确属有效制止不作为之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手段时,才能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化。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