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立法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猖獗,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多元化、犯罪范围跨境化、犯罪手段网络化和专业化等特点。残暴的犯罪手段往往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造成恐慌的氛围。我国对恐怖主义的犯罪立法存在不足和空白,立法条文散见刑法各个条文,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当前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犯罪未能从法律层面进行较好的规制、惩戒与预防。因此,借鉴域外立法及国际条约等成熟先进的规定和做法,对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立法提出完善建议是十分必要的。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反恐干预措施的建模

本文旨在对恐怖事件发生概率与反恐干预措施落实之间的联系进行建模,以检验干预措施的相对有效性。通过利用"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数据和作者收集的干预资料,所建模型结果表明,对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三国,采取反应型的干预,例如逮捕、起诉、监禁、暗杀和其他手段,随着时间推移,显示出强烈的关联性。根据干预措施对随后的恐怖袭击风险具有完全抑制作用的天数来衡量,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最大效益分别为11天和八天,而泰国取得的效益比较差,仅在干预发生当天产生影响。     

“3M视角”下国外去极端化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ISIS成员返回其来源国,如何实现对宗教极端主义者的转化已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难题。可在去极端的三个阶段同时采取宏观(macro).中观(meso)、微观(micro)三个维度(即“3M视角”)的措施,构建完整的去极端化模型。去极端工作需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去极端化措施要综合运用温和和强硬策略;实现认知上的去极端化必须具有细致可行的善后关注计划。     

论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恐怖主义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损害不仅在于通过制造恶性事件以破坏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在于借助销蚀主流价值而削弱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将评估和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纳入反恐治理的基本范畴。其中，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进行社会解构的行为策略，可以分为以动摇当代领土政治、颠覆主流生命伦理和创设替代政治秩序为主要构成的重释再造，以动员恐怖袭击、滋长恐怖气氛和催生仇恨敌对为主要构成的“木马”植入，以“黑色经济”“黑色宣传”和“黑色技术”为主要构成的反向利用。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路径注重结合预防恐怖主义的内向防御逻辑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外向进攻逻辑。沿着这一思路，国际社会可以综合采取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和联通反恐治理中的不同系统等多种举措以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

作为“远敌”的西方世界和“近敌”的伊斯兰世界“叛教者政府”，哪一个才是优先打击目标，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远敌”和“近敌”的排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略实践。以“远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员和利益作为袭击重点，同时努力向西方世界内部渗透，伺机发动大规模的暴恐袭击，挫败“异教徒”在伊斯兰世界的势力，促使穆斯林“觉醒”，进而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而以“近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则将所在国的政权和领导人视为“叛教者”，其优先的战略目标是对所在国或者周边地区发动暴恐袭击，通过暴力活动制造混乱进而夺取政治权力，建立“伊斯兰国家”。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远敌”和“近敌”优先次序上的实践，源于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逻辑，因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远敌”和“近敌”战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