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的发展困境、应对策略及未来展望

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是日本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近年来始终维持一万人左右规模,社会作用和影响力不断减弱。由于日本社会少子化现象严重,青年人口占比不断减小,由此产生的青年生存压力加大及政治冷漠,使青年对参与各种政治性青年组织兴趣不大,加之日共在日本社会民调不高,民青同盟正面临吸收新盟员和组织发展等困境。为应对此困境,民青同盟重视青年的生活学习问题和日常困惑;通过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日共纲领,改造青年的世界观;呼吁青年参与政治,激发青年的参政积极性等。民青同盟未来的健康发展需处理好自身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关系、民青同盟与日共的关系及无产阶级青年组织与其他青年组织的关系。     

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近代日本侵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同胞及东南亚各属侨胞联动,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随着有关运动的组织方式日趋成熟,当地华侨与日商之间的商业矛盾也逐步激化.这种对立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达到顶点.因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和荷属东印度华侨自身商业特点的影响,虽然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与之前相比更具组织性,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虽欲积极反制,却无法撼动当地华侨的支配性商业地位,于是便将彻底瓦解当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希望寄托于日军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     

真假之外——浅谈文学与虚构

"文学"这一全然晚近的词在诞生之初,便与虚构有着某种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现今大众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文学虚构即虚假"——将自然真实与文学艺术所含有的虚构进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而是一个更加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话题。因此,可以通过探讨文学本质同虚构间的联系来摈弃精神锈斑,在粗略的真假对立之外,尝试追寻属于文学与虚构的另一种答案。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校

1922年2月10日,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3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创办了第一所女校--平民女校。校长李达曾概括过平民女校的特点:“一、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帮助介绍工作,工资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二、为年长失学的女工设专班教授,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知识。”     

1874年日本侵台消息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析

学界对1874年日本侵台消息的传播尚乏系统研究,特别是较少关注到日本侵台消息的早期传播。国际上有关日本侵台的风声由来已久,日本侵台的舆论前奏最早可追溯至1872年,尤以1873年最突出,该年有关日本侵台的消息此起彼伏。不过,此时相关消息的传播尽管在某些方面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但对其内容清廷决策层并不十分相信。而1874年日本侵台部署之曝光,则首先引来了西方外交使团的集体干涉。消息传到中国,也随即引起清政府的警觉,相关报道被视作重要的信息线索和外交证据。清廷各级官员也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探查活动,他们的频频造访,甚至一度令日本外交人员颇为忐忑。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举措失焦化:特征、生成与优化——以中部地区C县“三治结合”实践为例

相较于内卷化、制度失灵、制度失准,制度举措失焦化更为精准地概括了乡村治理中的此类问题:某些制度举措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工具性绩效,但却未能聚焦于制度本身的核心载体与价值要求。这种失焦化体现在“三治分离”、自治民生化、法治秩序化、德治行政化等方面。从基层治理实践看,干部价值观念错位、现有考评机制压力、群众需求异化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举措的失焦化,又将进一步强化行政依赖、经费依赖,带来治理理念的错位。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规范与理性选择有助于揭示其生成机制,而治理过程的价值融入、制度创新的科学评价、群众主体性与乡村内生性的凸显,有助于改善失焦化这一现象。     

日本“Z世代”开始反思“日本与世界”

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内涵有待“Z世代”的创造。他们不同于上一世代,不可能享受岁月静好。因此,他们苦苦思考,未来是他们的。11月的东京,气温可人,初冬阳光温煦,树叶满目金黄。校园内常听到包括中文在内的多语言对话。我偶会驻足,与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学子交谈。这些学子最辉煌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的阳光,来自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平与安宁的时代,不曾经历暴风骤雨,更没有苦难与绝望。     

形式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规则在理论和实务上争议较大，迄今未有定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在物权法的体系定位中属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从婚姻关系当事人内部关系的视角看，支持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理由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而且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比较法考察的方法，均可得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具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结论。从婚姻关系当事人与第三人外部关系的视角看，无论将意思主义模式中的登记对抗解释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本身的登记，还是将其解释为特定财产物权变动的登记都存在无法解决的弊病。此外，形式主义模式对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保护也并不比意思主义模式逊色。因此，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应当遵循《民法典》物权编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采形式主义模式，而不因婚姻关系的特殊性构成物权编规则的例外，由此也有利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的互动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