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中美贸易摩擦对台商经营及其投资布局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摩擦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崛起和世界经济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对台商问卷调查分析显示,大陆台商出口和经营业绩将受到较大影响,而且面对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台商转型升级进展缓慢。目前,虽然大陆仍是台商第一大市场和第一大的投资地,但是台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增长趋势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速台商重新布局。     

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已经实施近5年,它是以扩大美国出口规模并促进就业为目标,对"再工业化"战略进行辅助,重振实体经济,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追求平衡的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战略。1文章比较了1980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两次出口促进政策与此次"计划"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此轮促进出口的措施及进展,从GDP贡献率、产业结构、高科技出口、就业和中小企业等5个层面解析了"计划"实施的效果。虽然"出口倍增计划"难以实现总出口翻倍的预期目标,亦对美国经济的改善有限,但其对就业产生了强劲的带动作用。然而,随着美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等新政的实施,"计划"结束后美国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中美经贸受"计划"影响,调整了两国贸易格局,加剧了贸易摩擦并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国应从产业结构、市场多元化战略、接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等方面提升自身硬实力。     

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

2018年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回落。而中美贸易冲突的发酵与演化,进一步深化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受着全球舆论的关注,但鲜有文献从细节角度看清中美实力差距的微妙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比较中美实力变迁以及两者博弈的战略走向。本文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一场经济贸易领域的对抗,更是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各方面的综合博弈。虽然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暂缓征收关税,但中美贸易争端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战略耐力展开对美博弈,打造全球创新引擎,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最终成功实现国家的伟大崛起。     

妥善应对贸易摩擦

当前，欧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经济增长依然缓慢，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形势也不容乐观。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省面临的贸易摩擦更加严峻。同时，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构，也让我省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有了新的特点。     

中国遭遇反倾销贸易摩擦及其法律应对

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下,各国保护本国产业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纷纷在酝酿或布局新的对华贸易制裁手段.但总体来看,各国贸易政策新动向基本上都是沿着世贸规则的“灰色地带”游走.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中外经贸关系发展充满希望,前景广阔；另一方面,中外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中外经贸关系和贸易摩擦,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自身建设,是推动中外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     

美中贸易协调性的实证分析:垂直专业化视角

基于2005～2012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看,短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6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美国对华出口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格兰杰原因,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的某一冲击会给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带来同向冲击。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驱动着美中贸易,政府在制定平衡美中贸易的政策时,不应忽视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对维持美中双边贸易均衡的约束机制。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进口南美大豆的替代影响——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前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对美大豆贸易的持续逆差也使其成为中国针对美方挑起贸易争端的重要反制标的物。中国国内对大豆产品具有刚性需求且缺乏弹性,因此急需在全球市场寻找大豆产品的替代来源。南美地区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是全球重要的大豆生产国,具备优越的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基础,有条件在中美贸易争端短期无法缓解的背景下成为美国生产农产品的替代市场。本研究采用GTAP模型和最新数据针对中国对来自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的不同情景,模拟对中国、美国以及巴西等国产生的具体影响。最后根据定量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大同南美农产品市场的合作力度,加强对进口替代农产品的质量监控,以农业合作为契机推动与南美经济合作进程。     

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及谈判的双层博弈

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将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者与他国进行国际谈判的互动过程分成国际谈判和国内批准两个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战后美日贸易的历次摩擦及谈判也都可以概括为美国施加外压与日本应对的国际层次，国际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国内获得批准的国内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