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奠基早期美俄关系的《美俄商约》与詹姆斯·布坎南

1832年詹姆斯·布坎南作为美国驻俄公使来到圣彼得堡,并首度主持、签署了与俄国的《商贸与航海条约》。此前十余年美俄两国处于相互戒备状态。此约是美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份官方贸易条约,并一直持续到1912年,长期规范着美俄贸易,也引领了美俄早期商务关系,影响了两国的早期外交关系,甚至也影响了此后美国对俄长期的外交政策。詹姆斯·布坎南为此发挥了特殊作用。本文依据历史文献揭示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程及其演进的原因。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Responding to Severe Parent–Child Rejection Cases Without a Parentectomy: A Blended Sequential Intervention Model and the Role of the Courts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have expa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parent–child contact problems post‐separation, which have resulted in some changes in judicial processes to respond to these cases. One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is a more sophisticate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contact problems, which better assists legal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provide more suitable legal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s. However, the issue of innovative court processes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The authors describe a subgroup of families within the “severe” category, for whom an expanded intervention model, referred to as a Blended Sequential Intervention is proposed. This approach involves a reversal of care with court mandated therapeutic support for the rejected parent and child, but also involves the favored parent in the therapeutic plan from the outset, and is intended to avoid a permanent “parentectomy” of the child from either parent. The authors discuss how the courts should respond to these cases, and posit that until all therapeutic treatments are exhausted, interim orders should be preferred to final determinations, and judges should maintain oversight.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critical role of judicial leadership in working with lawyer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manage and address the issues in these high conflict cases.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加强创新集体协商工作的思考

由于国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以及国内疫情的起伏,使得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呈现出常态化和长期化的趋势。后疫情时期,构建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和健康发展是工会组织的当务之急。集体协商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构建和谐企业劳动关系的根本制度和主要手段,工会组织要积极引导劳动关系双方在集体协商制度框架下主张各自的权利和寻求平衡点。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新时代深化群团改革的实践载体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群团组织“三基地一中心”为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团委、妇联)牢牢把握群团改革要求,主动服务于党政工作大局,以职工群众为中心,创新建设了“三基地一中心”综合服务阵地。“三基地一中心”具有政策宣传、孵化培育、职工服务、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等功能,在思想引领、组织拓展、助力发展、维护和谐、普惠服务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调研结果显示,“三基地一中心”契合职工群众需求,有助于提高职工对工会的认可度,并受到企业管理人员的好评。其今后的运维应在宣传力度、精准服务、运行机制、形式内容、资源整合、沟通反馈等方面持续发力,让职工群众拥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对台商经营及其投资布局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摩擦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崛起和世界经济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对台商问卷调查分析显示,大陆台商出口和经营业绩将受到较大影响,而且面对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台商转型升级进展缓慢。目前,虽然大陆仍是台商第一大市场和第一大的投资地,但是台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增长趋势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速台商重新布局。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