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合宪性推定与塞耶谦抑主义——读《美国宪法原则的起源和范围》

塞耶(James Bradley Thayer,1831-1902)在美国历史上深深影响了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法兰克福特等一批大法官,影响了美国宪法学、法学乃至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不在于他多年的律师执业经验,而更多地在于他在哈佛法学院从事科学教研时在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研究上的卓越建树,     

司法谦抑主义与香港违宪审查权——以“一国两制”为中心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并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供遵循,因此,要在不断反省中逐步累积经验和方法。目前一国两制在司法实践层面,如发生的马维騉案、吴嘉玲案、中铁刚果案,都暴露了其中潜在的宪法性危机。宪法性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的定位密不可分。从一国或两制的角度对香港违宪审查权分别进行理解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结果,虽然不同的结果都处于制度空间之内。只有以一国为前提并以两制为根基,有机结合两者才能准确定位香港违宪审查权的宪法角色。人大释法不仅不与香港法治相冲突,而且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当然,司法谦抑主义方法对于香港法院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至关重要。以司法谦抑主义为主线,通过适当灵活的机制一方面使香港法院可以在普通法制度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护国家层面的主权统一。这对于香港的法治以及普通法制度都至关重要。     

沈阳军区某集团军装甲旅党委：党建带团建 团旗更鲜艳

广大团员青年是部队建设的主体，是履行使命任务的生力军。沈阳军区某集团军装甲旅党委抓住用党的创新理论建连育人这个根本，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团员青年实际，坚持抓党建带团建，与时俱进加强共青团建设。在培育高素质“四有”军人和“四个新一代”有志青年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旅团委被团中央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标兵”、“全国优秀青年学习组织”，被总政治部树为“全军十大红旗团委标兵”。2010年9月，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通知，转发了他们加强共青团建设的经验。     

香港立法会调查权限分析

从各国的法治经验来看，立法机关可以基于行使自身职能的需要而通过其所属的委员会行使一定的调查权，通过要求当事人出席而获取相关的证据或材料。对于立法机关调查权的界限，由于制度差异而存在诸多争论。立法机关调查权界限的确定并没有可统一适用的标准，而要根据各国制度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基于香港政制的特殊性，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界限的确立，也应该在逻辑上与之相契合。通过比较英国、美国议会调查权的实践并参照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可以认为，以香港独特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依据香港《基本法》的具体规定，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应该遵循授权性、辅助性、谦抑性、可审查性等原则，从而达到香港政制中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有机平衡。     

繁荣市场背后的法治困局

市场看上去不管有多么繁荣，如果偏离了法治，就会导致商人失信造假，为所欲为，因为其已不须去考虑所谓的规则乃至法律，结果就是让人民对整个市场乃至社会逐渐失去信心     

立宪共和之民初启蒙及反思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从阿伦特的共和与革命理论来看,立宪共和与现代革命休戚与共。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     

契约宪政初论

真正地实现宪政是每个国家的奋斗目标。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宪政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文化的不断深入等各方面的原因,契约宪政将是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契约宪政是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分析,进而探讨契约宪政的契约属性,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的契约宪政建设作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质疑

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原则在中国已经确立并发展了二十多年,但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书面意义上的确立,并未发挥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应该发挥的作用,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近乎处于虚置的状态。通过对合理性原则之源流、法治逻辑等内容的分析,从比较的视角观察,合理性原则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实践,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概念混乱,给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论合宪性推定之政治逻辑

合宪性推定是宪法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合宪性推定存在之法理源于宪法不仅具有法律性,而且具有政治品性。"政治问题"排除审查的政治逻辑与合宪性推定原则的政治逻辑是相通的。合宪性推定的存在不仅在于国家权力的分立性,也在于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依赖与尊重。合宪性推定方法的运用总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以往中国宪法注重政治性而弱视法律性,时下须调节宪法之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动态平衡。